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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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德波 西南政法大学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现行《公司法》第16条、第105条和第122条对公司提供担保的决定程序、决定主体和决定权限作出了规定。从整个公司立法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来看，《公司法》第16条是规制公司对外担保的核心条款。但是，关于该规范的理解与适用，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有学者坦言，对《公司法》第16条的解读几乎是一个尖端的难题。[1]总的来看，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公司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和违反上述规定的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换言之，就是担保债权人是否负有审查义务？若是担保债权人有此项义务，那么应当审查什么，按照什么具体标准审查，违反义务又当如何？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公司担保纠纷的裁判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和实践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公司担保的主体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公司，并非指以开展担保业务为目的而设立的“担保公司”，因为对于这类公司而言，对外担保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担保债权人不应负有此类审查义务。

一、公司担保债权人审查义务的法理基础

（一）对《公司法》第16条效力性质的解读

如何解读《公司法》第16条，直接关涉公司担保债权人审查义务的有无。《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被担保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担保事项的表决。从以上表述中的诸如“不得”、“必须”和“应当”等限定词义来解读，第16条在性质上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非倡导性规定或者任意性规定。

就具体法律效力而言，笔者认为，其一，对于《公司法》的上述强制性规定，担保法律关系的各方当事人及其利益相关者，均应视为有义务知悉这一条款，并根据这一条款的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违反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二，虽然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行为并不必然无效，但是否有效应取决于强制性规范的具体性质与立法目的。[2]从《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具体性质与立法目的来看，该规定属于法律的效力性规范而不是管理性规范。因为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和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的法律效力，并且其立法的宗旨在于管理和处罚违规行为，而不是根本上否认该违规行为效力的法律规范。从《公司法》第16条及其相关条款的具体性质、立法背景和宗旨来看，由于1993年《公司法》缺乏此类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公司控制股东和公司高管滥用公司资产对外提供许多违法担保，使得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与威胁。针对这种惨痛教训，立法机关最终在2005年有针对性地制订了《公司法》第16条及其他相关条款，旨在保障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遵循严格的决定程序，而且也在警示债权人严格审查担保合同的签约程序，以防范担保无效的法律风险。[3]有关公司担保的规范内容不仅拘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且也拘束担保债权人，从而遏制公司的无序、恶意担保行为的发生。可见《公司法》第16条的效力在性质上属于效力性法律规范，对担保法律关系的所有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

（二）对公司章程的公示效力的解读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我们还可以从公司章程的公示效力角度再度予以考察。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除非公司自设立之初就决定不对外进行担保交易，对外担保的规定几乎是一人公司除外其他公司之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公司章程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是一种传统的公示方式，其宗旨就是使公司的内部治理规则公诸于众，防范公司、股东或者第三人受公司相关利益主体的欺诈之苦。因此，公司章程在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效力，意味着善意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信赖受到保护，非善意第三人要受到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对抗。就对公司担保债权人而言，若是担保债权人由于自己的过错致使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则担保合同对公司没有拘束力。

综上所述，如果公司担保债权人拒绝或怠于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审查公司关于担保决定主体、决定程序和决定权限的适当性，则担保公司有权拒绝承担相应的担保义务。此种审查义务既源于法律的规定，也源于公司章程登记的对抗效力。虽然“第十六条对于担保权人而言，也许是恶法恶条，但它的的确确是公司股东特别是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守护神。在这种业务中，安全和程序的价值远高于所谓效率的价值。”[4]

二、公司担保债权人审查义务的内容

（一）《公司法》明确规定的义务内容

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105条和第122条的规定，公司担保债权人对担保合同的审查义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公司提供担保的决定主体是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在《公司法》修订以前，由于传统的体制下的企业管理与经营惯性和立法的缺陷，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被视为公司当然的、绝对的法定代表人，常常以“一把手”自居。然而有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经常为了不法利益就肆意对外提供巨额担保，公然侵害公司、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现行立法将公司提供担保的决定主体规定为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治理的集体决定功能，从根本上遏制公司决定的独裁，扭转肆意担保的混乱局面。2.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得突破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在作出担保决定时，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超过公司章程规定担保限额的，超过的部分无效。3.公司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特殊规定。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这是法律的特别规定，公司章程也不得对此作出相反的规定。在决议表决时，受被担保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该担保事项的表决。同时，在排除该受支配股东的表决权后，决议的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才视为有效的决议。4.关于上市公司担保的特殊限制。公司立法关于上市公司的担保限制体现在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条件：时间限制条件即在1年内；担保数额限制条件即超过公司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表决权限制条件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证监会和银监会规定的义务内容

2005年12月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上市公司的担保设置了限制条件，强化了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决定程序。首先，《通知》要求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审批对外担保的审议权限和责任追究制度。其次，《通知》细化了审议主体，规定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做出决议；应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再次，《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在办理贷款担保业务时应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交以下文件材料：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关于该担保事项的决议原件、刊登该担保事项信息的指定报刊等文件材料。《通知》还进一步规定了以下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审核的事项：1.与担保有关的贷款申请材料的齐备性及合法合规性；2.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关于对外担保的审批情况；3.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情况；4.上市公司的担保能力；5.贷款人的资信、偿还能力等其他事项。

可见，相对于《公司法》规定的审查内容，《通知》扩大了银行债权人对上市公司担保的审查义务。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是，对于这些扩大的审查义务的规范效力，究竟如何认定？笔者认为，证监会和银监在《通知》中对于上市公司的扩大规定不能作为在司法实践中考量合同效力的审查内容，理由如下。其一，从整个法律体系来看，《通知》属于行政规章，不能突破《公司法》的规定而扩大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如果担保债权人按照《公司法》规定尽了相应的审查义务，而没有完全履行《通知》中的审查义务，法院就不能依《通知》这一行政规章中的禁止性规定而判定该担保合同无效。因为，在审判实践中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不是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其二，从其性质和设立目的来看，《通知》中的扩大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虽然证监会和银监会可依据《通知》的强制性规范对上市公司的担保业务进行行政监督和管理，但法院不能将此扩大的强制性规范作为司法裁决担保合同效力的依据。其三，《通知》所适用的对象仅仅指上市公司，而不包括其他非上市公司。笔者认为，基于同等保护的法律原则，对于公司法所确认的各类公司，不管其所有制如何，也不管规模的大小，都应当在共同的市场环境下进行平等的竞争，适用同等的法律规则，尤其对于商事交易行为效力性质的认定更应该如此。对于同样的商事行为而给予不同的效力性认定，则违反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

三、公司担保债权人履行审查义务的标准

（一）形式审查标准的共识选择

关于担保债权人对担保公司之相关文件履行审查义务的标准，存在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绝大多数人赞成形式审查标准，[5]纵观赞成形式审查标准的理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适当履行原则因素。担保债权人在审查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以及其他书面材料时，仅对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合理审慎的外观审查即可视为适当履行了义务，而不是要求审查人对外观之外的内容进行超越普通商事交易习惯和普通审查技能的审查；其二，交易成本因素。若是要求公司担保债权人对公司相关决议以及其他法律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就会不适当地加大担保合同的交易成本，与商事交易的简便快捷发展趋势相悖；其三，信息不对称因素。在公司的实际运营过程中，公司经营管理者常常不愿详细、真实、全部地披露相关信息，使公司债权人无法充分利用公司的现有信息而处于劣势。因此，实质审查标准虽然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等利益群体的利益，但很可能会超出担保债权人的固有审查能力，这对担保债权人而言是一种不符合商事交易现实环境的苛求。然而，值得注意和探讨的是，在赞成形式审查标准的诸多研究者中，却对形式审查的内涵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即对形式审查的具体标准问题还存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分歧。

（二）形式审查标准之辨——“名”同“实”异的形式审查标准之透析

关于对担保债权人履行审查义务的判断标准，研究者的主流看法是形式审查标准。但是，在“形式审查标准”的“名”同之下却存在几种本质上不同的看法，因此，究竟什么是“形式审查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却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仅对决议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合理审慎的审查即可……形式审查不是不审查，更不能只审查担保决议中的公司章程或法定代表人个人名章之真伪，而要审查公司章程和相关的公司担保决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不仅包括决议内容的合法性、决议条款的逻辑性与真实性、决议的表决情况（如赞同、否决、弃权），还包括股东或者董事签名的真实性等方面。”[6]第二种观点认为，“作为形式审查标准的基本要求，银行债权人仅对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合理审慎的审查即可，但要尽到具有普通伦理观念和智商的理性银行从业人员在同等或近似情况下应当具备的审慎、注意和技能。”[7]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种合理审查义务是指债权人对公司章程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形式审查，尽到一般人的谨慎审查义务。倘若债权人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上述合理审查义务，但未发现公司章程的虚假或无效事实，则债权人据此与担保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应当有效。”[8]

上述观点的差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具体的比较。从审查的直接对象来看，是针对公司章程、决议文件，还是包括决议的表决程序、签章等？从审查的目的来看，是判断公司章程、决议文件的形式真实性，还是包括决议程序的违法抑或签章的实际真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审查的目的决定了审查对象的范围，审查的直接对象决定了审查目的是否能够达到。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对公司担保债权人的形式审查标准进行进一步的具体界定。

（三）形式审查标准的具体界定

1.审查的直接对象。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105条和第122条的规定，公司担保债权人应当审核的直接对象包括：（1）担保公司的章程。审查的关注点是公司的章程关于对外担保的决定主体、决定程序和担保限额的规定。（2）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审查的关注点是决议形式上的完备性，即决议的内容是否与担保相符，决议的作出主体是否与公司公示的董事、股东相符等。（3）担保的对象。审查的关注点在于担保的对象是否为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或者是一般的商事主体。这两类的决定主体是不同的，若担保的对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则应该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关于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确认问题，应以公司的股东名册、登记资料、委托持股协议、信托持股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经营管理委托协议等相关文件为准，因为担保债权人掌握的信息有限，没有能力对纷繁复杂的法律文件的内容进行全面、真实的审查。（4）担保公司的性质。审查的关注点是作出担保的公司是否为上市公司，因为若是上市公司，则担保债权人应该根据《公司法》第122条的规定，审查担保金额与公司总资产的关系。在实务操作中，人们对“公司资产总额”的计算时间点存在不同的理解。一是将其理解为股东大会对担保作出决议时公司的实际资产总额；二是理解为上年度经审计确认的公司资产总额；三是最近一期经审计确认的公司资产总额。相比较而言，从第122条控制风险的立法目的以及交易效率的角度来看，采用第三种理解较为合理。

2.审查的判断目的。审查的目的是判断以上公司文件和证明资料形式上的合法性。即通过以上文件和资料的审查，判断公司担保的作出主体、决议程序和担保限额在形式上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6条、105条、122条的规定。至于相关行为主体的实际真伪，担保决议的非记载的形成程序是否违法，以及相关上市公司已经对外作出担保的数额和公司的总资产的关系是否存在虚假，此非普通担保债权人的审查能力所能及的。概而言之，倘若公司担保债权人对担保公司的章程、决议文件和证明资料进行了必要而合理的形式上的审查，没有发现决议文件虚假或者其他违法事实，则担保债权人据此与担保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应视为有效。

笔者进一步认为，只要担保债权人尽了上述形式上的审查义务，即使在担保合同签署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也不影响担保公司理应承担的全部责任。[9]这种认识和处理结果，既符合2005年立法机关对公司担保规定的修订意旨，又同时防范担保公司出于道德风险而规避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或者故意放纵公司内部治理而牟取不当利益。当然，如果担保债权人明知或应知担保公司的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担保决议在内容或程序上存在法律瑕疵，仍执意与其签订担保合同，从而致使担保合同无效，则担保债权人与担保公司应对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试论我党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
洪碧华
【内容摘要】为纪念中共成立90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永保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文章对党的四代中央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进行探析，目的在于发扬优良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民主法治思想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笔者对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建设思想及治国方略进行探析。党的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制思想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毛泽东提出的“主权在民”到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充分说明了四代领导人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现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决择；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却走了20年历程，这是一次伟大的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中虽然没有提到“法治”二字，却为江泽民的依法治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四代领导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江泽民和胡锦涛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民主法制思想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问过毛主席：“共产党能否走出历代封建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毛泽东主席答说：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跟剥削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不存在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以民为本、以民为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宗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家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当时的民主法制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走过不少弯路，历经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法制初创阶段。主要靠政策、靠群众运动，而不是靠法律。毛泽东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二是法制停滞时期。法制得不到重视，立法司法工作处理停滞状态。三是“文革”十年。“砸烂公检法”成立保卫组，民主法制遭受破坏。这跟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只重视法制的政治职能，轻视法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法制思想仅仅限制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和巩固政权的狭小空间内。在领导方式上，没有摆脱传统的“人治”思想束缚，把法制仅仅当作法律制度，当作一种统治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
当然，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视法制建设的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一）1912年，毛泽东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崇尚法家的变法思想。文中从“良法”论及法的作用，论及民众与法律的关系，强调立法执法要取信于民，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二）1937年，红军干部黄克功因向陕北抗大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打死刘茜，造成极坏的影响。毛泽东在给经办法官雷经天的回信中，主张依法惩处，“不杀黄克功，就不以教育党。”该案倡导边区司法的平等与正义精神，体现了人民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被李公朴称赞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法律的好榜样。”（三）1953年，面对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为了惩治腐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密切党群关系，毛泽东也是极力主张依法枪决。挥泪斩杀这两个贪污犯，整整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此后几十年，贪污受贿几乎消声匿迹。（四）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毛泽东说：“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它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对新中国的立法起了重大影响。在立宪过程中，毛泽东阅读了不少中外宪法书籍，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法律思想。如：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必须实行的”、“搞宪法是搞科学”、制定法律要总结历史经验。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绘制宏伟的蓝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拨乱反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正轨。邓小平重视民主法制建设自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上，邓小平几经浮沉，“文革”中受到冲击，深受无法无天的危害，深感依法办事的重要；客观上，我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法制经济，需要法制来规范、保障、引导和制约。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科技等方面，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行“两手抓”，即“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1978年，邓小平讲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又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观点。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2、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严打”和开展反腐败斗争，“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同时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法制进行论述，极大地指导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的向前发展，为我国实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概括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法制思想，尤其是1958年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办事”思想，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关键，执法必严是重要条件，违法必究是保障。他认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所以要强调反对封建特权思想，这对于在封建残余影响至深的中国搞法治，是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此外，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法制建设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要用法律措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制止动乱；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决定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发展民主应立足于制度建设，要通过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死刑不能废除”；把“一国两制”的构想法律化。
三、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把实行法治作为我党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重要目标。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此后，依法治国被载入党章和宪法。
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六大方面：
1、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法理学的理论创新、法律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科学范式。
2、提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把法治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
3、进一步阐明了党与法治的关系，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我们执政党队伍庞大，若不从严治党，6800万党员确实难于管好。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认真贯彻治国方略，在继续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不断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诚信教育，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做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4、与时俱进，既讲政治又讲法治。强调“只有讲政治，才能……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5、完成了从“法制”向“法治”的过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全面揭示了依法治国的本质，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容，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6、提出并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属于政治文明，以德治国属于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二者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历史上有过“无为而治”、“人治”、“法治”、“德治”等。强调德治，能够使人们树立道德风尚，净化社会风气。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很难想象，在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里能建成真正的法治国家，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必将导致专制。封建社会曾提出“明德慎刑”和“德主刑辅”；现阶段应该实行“法德并举”，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首先，法治是实施德治的重要保障，凡是法律所禁止的必然是道德所谴责的，凡是法律所允许的必然是道德所赞成的。道德原则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如合同法中“自由、平等、诚实原则”，婚姻法中夫妻忠实的义务。法律体现社会公德，严格依法办事必然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其次，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律若失去道德基础，就会蜕变成为立法者的任意专横。德治为法治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违法犯罪分子大都是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此，必须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使法治的实施有个可靠的思想保证。
四、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社会在向前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民主法治建设领域出现一些新概念。如：政治文明、依法执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谐司法及私有财产权。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形成了人本法律观、和谐法治观、依法执政观、法治理念观等。
（一）人本法律观
2002年，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上指出：实行依法治国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二）和谐法治观
200 5年2月，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胡锦涛同志把和谐社会的特征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民主法治位居构建和谐社会特征之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其他六大特征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其中，民主法治居首，影响、保障着其他特征的发展。和谐社会首先是个民主法治社会，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是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本。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依法行使民主权力，为社会提供力量之源，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国泰于法正，民安于律清。只有用法律手段治国理政，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人人严格依法办事，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保障，社会才能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像红线一样，把和谐社会其他特征都串了起来。当然，法律不是万能的，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法治以特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发挥着规范、保护、惩处、引导等方面的功能，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法治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减少社会震动的“减震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和为贵，构建大调解格局。
　2005年9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会见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
（三） 依法执政观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时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定》郑重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党在总结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四）法治理念观
2005年11月，胡锦涛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年12月5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法委向全体政法干警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这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从根本上解决政法机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问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继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2007年12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重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2008年，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民主法治、以人为本、求真务实、清政廉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锻造法治的内在品质，实在比盖大楼、造法条重要得多。建设法治国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发达国家法治发展的经验表面，从制定较为完备的立法到全社会形成法治的习惯和传统，一般要经过50到100年的努力。还有一种说法，即在一个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实行50年以后，法治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总之，新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凝聚着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坚持“三个至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