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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九届第65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01年12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2001年12月2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案(草案)》，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六条修改为：“取得律师资格应当经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具有高等院 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经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
“适用前款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
二、本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本决定施行前已经符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资格考试的学历条件的人员 ，仍然可以报名参加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律师执业条件
第三章 律师事务所
第四章 执业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
第五章 律师协会
第六章 法律援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规范律师的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第三条 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
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第二章 律师执业条件
第五条 律师执业，应当取得律师资格和执业证书。
第六条 取得律师资格应当经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经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
适用前款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第七条 具有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从事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申请律师执业的，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条件考核批准，授予律师资格。
第八条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
（一）具有律师资格；
（二）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
（三）品行良好。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三）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第十条 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律师资格证明；
（三）申请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材料；
（四）申请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第十一条 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颁发律师执业证书；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 律师应当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
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
第十四条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
第三章 律师事务所
第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
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十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
（三）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
第十六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依法自主开展律师业务，以该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 律师可以设立合作律师事务所，以该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 律师可以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
第十九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条 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设立分所，须经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条件审核。
律师事务所对其设立的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住所、章程、合伙人等重大事项或者解散的，应当报原审核部门。
第二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按照章程组织律师开展业务工作，学习法律和国家政策，总结、交流工作经验。
第二十三条 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向当事人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帐。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
第二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
第四章 执业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
第二十五条 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
（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四）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
（五）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六）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
（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第二十六条 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聘请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聘请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
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但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隐瞒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第三十条 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
第三十一条 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第三十二条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第三十三条 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四条 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
第三十五条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收受委托人的财物；
（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
（三）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
（四）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
（五）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以及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
（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三十六条 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第五章 律师协会
第三十七条 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
全国设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律师协会，设区的市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地方律师协会。
第三十八条 律师协会章程由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统一制定，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
律师协会会员按照律师协会章程，享有章程赋予的权利，履行章程规定的义务。
第四十条 律师协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二）总结、交流律师工作经验；
（三）组织律师业务培训；
（四）进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教育、检查和监督；
（五）组织律师开展对外交流；
（六）调解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律师协会按照章程对律师给予奖励或者给予处分。
第六章 法律援助
第四十一条 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第四十二条 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第四十三条 法律援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的；
（二）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代理的；
（三）以诋毁其他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四）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代理的；
（五）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仲裁的；
（六）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七）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收受委托人财物，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的；
（八）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的；
（九）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
（十）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十一）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五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泄露国家秘密的；
（二）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
（三）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的。
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刑事处罚的，应当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第四十六条 冒充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有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执业证书。
第四十八条 被处罚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受到罚款处罚，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司法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依照本法第十一条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或者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申请人对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或者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不服的，可以依照第一款规定的程序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四十九条 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为军队提供法律服务的军队律师，其律师资格的取得和权利、义务及行为准则，适用本法规定。对军队律师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
第五十一条 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机构从事规定的法律服务活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五十二条 律师收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五十三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刑事审判更应该重视程序公正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


当我们讲司法公正时，总是在不厌其烦的探讨同一个问题：是实体重于程序还是程序重于实体。笔者认为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二者应为并重。在刑事审判中，我们审结的绝大部分刑事案件，已基本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但有些案件在程序上依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实务操作上的失误。从审理案件的审判员到对法律知之甚少的老百姓，大家都认为程序只是一个形式，实体的公正才是法律追求的真正目的，但是笔者认为在总结审判经验偏差和失误的基础上，为提高司法水平，保障司法公正，特别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更应该重视程序公正。现笔者就几个程序上的问题谈几点个人观点。
一、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给予充分的程序上的保护。就公诉案件而言，审判实务中往往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同时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检察院起诉时已依法告知被害人有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并已向法院提供了被害人的姓名等基本情况及详细住址，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力行公事告知其有继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后，只要被害人明确表示不再提起，法院在案件审理的以后阶段便不会在有涉及被害人的程序，更别说传唤被害人参加诉讼。实践中有观点认为，被害人没有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在这种情况下传唤其参加刑事诉讼意义不大，即使被害人不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法院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这是一种很严重的“重打击轻保护”的认识观念。众所周知，刑事审判的基本任务除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依法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整体和谐。事实上，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着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但有获得经济赔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的谴责、惩罚的强烈要求。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单单是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做以判定，其实也是对被害人的上述欲望和要求给以最终的回答；而且，被害人基于实现使被告人受到合法报应这一要求，具有积极主动参与诉讼的过程，影响裁判结果的愿望。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使其作为诉讼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理的平衡，减少上访案件的发生；况且，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拥有许多与被告人相对应的诉讼权利。有些审判员认为被害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诉讼当事人，虽然嘴上仍称之为被害人，但是心目中早把他跟一般意义上的证人相等同。将法律概念予以混淆。其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了被害人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和相对应的诉讼权利。因此，在审判实践中任何无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认识和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应当及时给予纠正。
二、检察院要求撤诉，法院应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撤诉的裁定。我们在实务操作上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就是公诉案件开庭审理后，在判决宣告前，公诉机关以被告人不存在犯罪事实为由向法院提交了《撤诉决定书》，对此，合议庭对撤诉要求是否同意，既无合议意见，也不做出是否准许其撤诉的裁定，而是很随便的将案卷还回检察院即告“结案”，在年底归档卷宗的时候案件就简单的没有了。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做法。这种做法与现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是不能一致的。是对撤诉问题在认识上存在的严重偏差。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检察院“决定撤诉”，而案件是检察机关“告”的，法院就应将案卷退回检察院，不再继续审理本案。此案应直接了结。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第353条第4款规定，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可见，检察院有权要求撤回起诉，但最终是否准许撤诉，应由受诉法院审查并作出裁定结案。检察院对此仅仅是有权“要求”，而无最终“决定”权。最终决定者应该是合议庭或是审判员。这是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所决定的。因此，实践中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合议庭对检察院的撤诉要求应行使审查权进行审查，并对审查结果进行合议，在合议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准许撤诉或者不准许撤诉的裁定。审查一般注重两项内容：一是撤诉申请应在判决宣告前提出。二是存在法律规定的三种撤诉理由。
关于撤诉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即庭审结束后判决宣告前，法院是否可书面建议检察院撤诉？笔者认为，庭审结束后，法院不宜建议检察院撤诉。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刑事审判程序中，一审法院对检察院有两项建议权。其一是建议补充侦查。即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起诉和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其二为建议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即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如检察院不同意，人民法院应当就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最后的裁判。《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法院应当或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建议检察院撤诉。相反，《刑诉法》第162条明确规定，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如果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作出无罪判决；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刑诉法》第162条的规定，实际上吸收了“无罪推定”中的合理因素，对于疑罪的处理，一律按无罪判决。法院如果建议检察机关撤诉的话，无疑是将其判断去影响检察机关的意志，将两者的职能弄得混乱不堪，不利于更好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秩序。
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这是人民法院的义务，这一细节也不应忽视。实务上存在的问题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只要是律师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法院很少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其结果是审判人员、公诉人和诉讼参与人与被告人无法当面听取证人证言，更谈不上对证人进行询问、质证。使询问、质证仅成为一个过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审判人员不了解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不重视证人出庭作证。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在卷宗中已有具体内容记载，一目了然，再通知其出庭作证就是多此一举，浪费人力物力。这种认识，已经越来越被认识到是极其错误的。其一，法律明文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查实，即查证属实，指证人必须亲自出庭，接受控诉、辩护双方的询问、质证，并听取各方的证人证言。如果不通知证人到庭，则难以对证人证言查证属实。其二，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是由法庭本身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法庭审案的任务，是审查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全面听取各方对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的意见，为作出正确判决奠定基础。法庭调查是法庭审理的中心环节，是对被告人做出最后判决的重要依据。对证人进行询问和质证，是查明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有效方法。其实，法庭调查进行得是否充分全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有关证人的质证和询问。
上述三种情形，是我们经常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刑事审判方面存在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的程序性问题。从总体意义上讲，笔者认为问题成因主要是：一是司法理念不强，不能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的应用于审判实践中去；二是法官的业务水平较低，对法律的掌握还处于想当然的意识中；三是部分法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特别是在案件数量多，难度大的情况下，往往更加忽略以上问题；四是案件外原因，“人情关系”的干扰等社会不正当现象的存在。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反思，坚决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和实务操作上的失误。要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特别在刑事审判领域，关乎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程序公正都不能保证的话，又怎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公正呢？故对于程序问题，不论大小都应当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