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转发外交部领事司《关于领取荷兰的子女补助费出具“亲属关系证明”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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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转发外交部领事司《关于领取荷兰的子女补助费出具“亲属关系证明”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转发外交部领事司《关于领取荷兰的子女补助费出具“亲属关系证明”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1975年2月25日，最高法院办公室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现将外交部领事司“关于领取荷兰的子女补助费，出具‘亲属关系证明’的几点意见”转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告所属的有关单位照此办理。
附：外交部领事司关于领取荷兰的子女补助费出具“亲属关系证明”的几点意见 （75）领认文字第093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处：
我驻荷兰使馆最近来函，对领取荷方子女补助费的证明文件，根据目前办理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意见。现将这些意见抄告如下，如无不当，请转告各有关公证机关。
一、有的证明书对被证明的子女只写年龄，没有具体的出生日期，在荷兰无法使用，必须写明被证明子女的出生日期；
二、有些被证明的子女长期居住在香港，地方公证处对他们的现状难以核实，故对他们不宜提供证明；
三、出具子女证明书是为了领取子女补助费。这种补助费只发给15周岁以下的儿童或虽超龄但仍在校读书的青年。有的证明书把已出嫁的女儿和已独立工作的成年人都写上，这种做法不妥，对外影响不良；
四、有的子女证明采取一人一份，五个孩子出五份证明，无此必要，合做一份即可。
1975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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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系 教授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信用机制
内容提要: 我国公司立法规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但目前还没有具体落实的保障措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意义深远，但更需要付诸实施。在目前的情况下，信用机制的运行可以有效保障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并且能够积极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由此，亟需加速我国信用法制建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
2005年我国修改《公司法》时，在第5条加入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解读这一条文，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前置词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即可以理解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的假定条件是从事经营活动，而经营活动之外的企业乐善好施等行为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要求。同时，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要“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即这种社会责任已经构成了法律规定的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且这种社会责任不包括“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内容，因为在《公司法》第5条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前面已经以列举的方式着重强调了这些内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承担社会责任”属于兜底条款，是指包括前述内容在内的，以及没有提及的一切企业应当履行的义务，均属于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产生具有深刻的背景，其产生的经济根源是生产社会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社会分工更加细密，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在合作中，无论如何精巧的制度设计都不可能严密到无懈可击，都会出现相对的重叠或空白，需要合作者主动承担协调或弥补的责任。由此就产生了由具体到抽象的社会责任形式和理念。同时，社会责任产生的社会根源是贫富差别。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两极分化，不仅威胁着社会稳定，而且危害着市场经济机制本身的正常运行，需要社会各界以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重，通过承担部分社会责任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浪潮的迭起，世界范围内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拉近，市场交易等行为已不再纯粹属于个人私权领域的活动，而是社会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亟需协调的重叠和亟待弥补的空白，需要社会成员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承担法律上和道义上的社会责任。
毋庸讳言，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企业的规模和作用有限，企业以为出资人谋取最大化利益作为经营目标无可厚非。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已日益成为社会中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和主导，并且具有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或实力，由此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应当有所侧重，不可能千篇一律或一成不变。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问题，尤其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到底属于法律责任、法定责任抑或道德责任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说遵纪守法、照章纳税、诚实经营、依法用工、保护环境就等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那么，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似乎已明确了“社会责任”的全部内涵，若再进一步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则除了道德宣示之外似乎并无其他价值。如果说“社会责任”不限于此，企业仍需具有更加积极的作为，例如要关心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可这些又显然超出了法律规范的固有本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近乎难以摆脱的悖论。不仅如此，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属于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的争论，属于法定责任还是法律责任的争论，始终伴随着我国《公司法》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规定的贯彻实行而持续展开。而有的人认为应把公司社会责任限定在关涉公共利益的层面，即单一侵权可以通过传统侵权法进行救济，而涉及公共利益的大规模侵权如产品侵权、劳动侵权和环境侵权就需要由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责任保险制度补充、矫正和救济。[1]
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具有不同的要求或表现形式。社会责任的性质既可以包括法律责任和法定责任，又可以包括道德责任。当特定的社会责任被法律所确认时，就构成了法律责任；当特定的社会责任被法律所特别确认时，就构成了法定责任；对于未被法律确认的社会责任则统称为道德责任。其中，法律责任和法定责任的承担需要特定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而道德责任的承担可以不受主体和形式的限制。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
值得注意的是，写入法律的条文并不等于能够无条件地转化为民事主体的自觉行动。《公司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不等于公司必然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况且，《公司法》并没有界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明确社会责任的具体义务，以及公司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后果。法律是一种以权利义务的设定和制衡，来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形式，其精妙之处便在于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实现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立法目的。如果经过道德宣示后，没有具体细致的权利义务规定跟进，或没有配套制度的衔接，“企业社会责任”充其量也只能是一项法律原则。法律原则固然重要，能够在立法活动中为法律制度的确立提供必要的价值指引，在司法实践中为法律适用提供有益的启示，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下，没有具体权利义务规范和配套制度依托的法律原则只能是一幅“美好的愿景”。
对此，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应当成为我国立法的理论支撑和社会各类主体的自觉行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因此，我国立法明确公司的“社会责任”，在宗旨上至少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对规范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经营提供法理依据和立法要求；二是引领全社会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就目前而言，在继续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社会责任法律化，成为能够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从法理基础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伦理的最高境界，也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企业社会责任融天理、国法、人情于一体，引导企业讲道德、守规则，培养对社会负责的良心，要求企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既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离经叛道，又不为局部的损失而患得患失。
企业生存于社会之间，与社会密切相连。人员来自社会，产品销往社会，利润源于社会，企业的责任应当是回报社会。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企业不可能有自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不以企业及其负责人是否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为转移。企业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运行，企业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赖以发展的社会资源，要求企业及其负责人树立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主动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在企业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保护社会环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
企业无论如何都应当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和主导。在现代社会里，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取代了自然人，成为市场主体。自然人则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企业而通过企业法人组织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而且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合理配置资源，使资源配置达到动态的平衡。企业不仅作用大、数量多，而且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波及社会，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程。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理解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任何企业的负责人都能够自觉履行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义务。当道德的教化不能足以激起企业及其负责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构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内在动力的情况下，法律的强制性作用自然凸现。为了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保证全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国家通过公司立法确认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一项法定义务。以法律形式强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在客观上实现立法目的，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国现行公司立法虽然规定了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没有规定责任的内容和履行的形式，没有规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后果，或者说，缺乏具体的权益制度设计的跟进。如果按照我国现行公司立法的有关规定，人们将无从判断及考核企业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应当说，虽然在我国现行公司立法中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和立法的前瞻，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规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立法一样，我国的公司立法也没有解决如何落实和监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对此，我们既不能指望通过进一步的公司立法予以解决，也不能顺其自然任其长此以往，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予以解决。就目前情况看，信用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通过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的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流转、使用、矫正，促进企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创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制环境。
三、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信用法制环境
信用法制是通过一整套对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流转、使用、矫正等环节中主体权利义务的设计，实现信用信息的有效沟通，弥补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的机制。如果说环境法、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实体法律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规制，那么，建立信用信息有效沟通机制的信用法制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间接规制。信用机制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制度基础。
市场信用制度是包括信用征信制度、信用评价制度、信用使用制度、信用惩戒制度、信用修复制度、信用监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在内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能够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企业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前提下，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采集和沟通平台，记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等信用信息，维护市场交易秩序，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升社会信用道德水平，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可以说，信用制度是具体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便捷、有效的手段，可以促进企业将《公司法》规定的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的自觉行为。
对于从实体法角度来规制企业法人的治理和行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的人士都并不陌生。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跨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残酷的现实在拷问着人们良知的同时，也呼唤着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法律规制。由此，劳动法、环境法、经济法等一系列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应运而生，突破了传统民商法意思自治和形式平等的藩篱，使法治文明进入到社会本位、实质公平的发展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确认，为这一系列立法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同时也为未来的立法指明了方向。
在关于建立使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法制环境方面，人们却并不熟悉，或者说，只是到了现代社会以后，人们的认识才逐渐清晰。企业社会责任的实体法律规定有待于相应的制度环境保障实施。实体法虽然能够有效地惩戒无视社会责任的无良企业，但对于作为个体的市场主体事后的惩戒，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有效地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况且，对于违反企业社会责任规定，不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诸多市场主体的诸多失信行为，现有法律并不能够做到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即使我们对法律充满信心，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亡羊补牢也为时已晚，损害已经发生。并且，在违背法定和约定义务的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普遍存在、以及法不责众的条件下，市场主体人人自危，互相猜忌，市场秩序不可能不乱，交易成本不可能不高。可见，法律除了要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加以直接规制外，还需要营造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用信息及时充分公开的环境，即信用法制——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存在之基”。
企业社会责任的千头万绪与市场信用的包罗万象异曲同工。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例如，二者同样源于道德伦理，同样进入充满变数的经济社会，同样最终不得不通过法律规制，同样出于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的理念。社会责任是信用的理论基础和立法根据，信用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跟进和保障措施。无社会责任，信用就无从谈起，信用产生于责任；无信用机制，社会责任将无法落实，责任需要信用制度的保障。
行政权、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关系重解
恽黎明*
[内容提要] 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间有许多地方要明晰。对两者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位置也应明确摆放。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在渊源上有联系，在外延上有交叉。通过对两者概念、特性、关系的解析，从而摆脱行政权——公民权的认知模式，确立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主流认知模式。
[关键词] 公民权 行政相对人权利
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明确两者之间的概念、特征，是深入研究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科学构建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有益探索。本文试作探讨。
一
对公民权概念进行界定,必须明确公民的内涵与外延。从语义学角度分析,“公民权”一词是偏正结构，“公民”是限定“权”的。公民权是公民的权。“公民”本意是“属于城邦的人”或组成城邦的人，显然这是一个既超越血缘关系又超越王权专制的带来某中普遍性的法律资格概念。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权利。1而现在公民是指具有某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这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可见公民是构成国家的个体，法人等组织只能是公民功能的延伸。所以公民权也只能涵盖个体所具有的权利而不包括法人等组织所享有的权利。
“公民权指‘公民的权利’，它与‘法人的权利’，‘外国人的权利’等概念相对应”。2“公民权是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3这种分析得出公民权是公民权利的简称，公民权利可分为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一般权利，公民实体性权利和公民程序性权利。其中公民基本权利是由一国根本法（宪法）来确认的，其他的公民权利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予以详细规定。必须指出的是：根据权利推定理论，相对公民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因此，公民权利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加丰富。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公民权，我们必须对公民权(rights of citizens)与人权(Rights of Man)做出一定的区分：“在历史上，公民权概念的出现早于人权，但现代宪法里的公民权在理论上都是以人权为道德依据的。因为，作为现代公民权之法律依据的现代宪法是以人权原理为根据的，而且现代政治权力，法律行为在理论上都要依循人权原理。从这种意义上讲，公民权是人权在法律上的表现，人权是公民权的道德根据，宪法则是公民权的法律根据。不过，公民权并不能取代或等同于人权。因为，在效力上，公民权作为法定权利的特定决定了它有可能被政治权威通过法定程序在实在法意义上合法地加以改变，取消或使之束于高阁，甚至直接违背人权；而人权则无论是否得到立法的认可都应该为每个人所享有，对它的不承认或否定在道德法的意义上属于非法。在内容上，任何公民权都只能是人权字法律上近似的，不完全的表现，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社会只能在现实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公民权来促进和实现人权。不是所有的人权都规定为法律上的公民权，同时，由于公民权里有某些技术性，派生性或从属性的权利形式，也不是所有的公民权都可以直接还原为人权；另一方面，人权概念本身往往因价值概念，学术主张和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多变，而公民权的内容则相对
稳定。另外，诸如不具备某国公民资格的外国人和本国儿童应该享有的某些权利，是公民权概念无以囊括的。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作为道德权利，人权只有表现为社会（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权利，才会取得实效；作为法定权利，公民权利只有以人权为根据，才能保持其
道德上的正当性并增强其适用效力。”4
至于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公民自由的基本权利(第1~20条)，政治上的基本权利(第21条)，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基本权利(第22~27条)为内容就是对公民权的规范和丰富，1966年和1977年先后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5和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197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强调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决议案就是公民权发展的明证。所有这些表明公民权的丰富与人权运动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由上分析，公民权与人权的关系可以视作为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的关系，人权的外延要大于公民权。
二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行政权均属于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概念与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密切相联。可以说将其与行政权相提并论是现代意义行政法的功绩。”6那么，行政相对人权利如何定义呢？笔者认为可作如下定义：行政相对人权利是一国法律体系内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在行政管理领域中的反映，由一般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及处于行政相对人身份的国家组织等享有并行使的权利。7对这一概念的把握，应从以下几点予以着手：
首先，从权利渊源上讲，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公民一方在以行政相对人身份出现时所具有的权利。它是对公民等一方所享有权利的另一种理解。当然这是最为原初的状态，由于社会发展，出现了众多形态的法律主体，如：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合伙。它们所享有的权利可以从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中引申出来。
其次，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作用的权利。行政法只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这个范围就是行政活动的范围，行政法规定着这一范围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换言之，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行使的权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许多权利只能在行政活动范围内行使，不可能在民事活动等其他领域内行使，而只有在行政活动范围中行使的权利，才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管理活动即为行政权的行使过程。“由于行政活动是行政权力的运用过程，而不是公民全部活动的过程，公民的所有权利就不能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因而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有限的。”8
行政相对人的可分为个人和组织，这些主体在行政管理中所享有权利的范围，内容，数量大致相同的。9但自然人与组织之间，不同组织之间的差别也应进行关注。这种关注是对法
律主体间权利义务差别的尊重。从而掌握准确信息，使得行政法学这门应用法学学科更具有指导实践的功用。例如，本国公民与外国人，本国法人与外国法人，根据入世的有关承诺，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准许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文件，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已开始向深层次的“国民待遇”方向展开。但是必须研究他们之间的对策差异，我们承认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为了更好地实行国民待遇，而非厚此薄彼，更不应厚彼薄此。10
还有公司与合伙，大企业与小企业，尤其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营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今后还将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专门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政策。民营企业准入领域究竟有哪些？准入条件是什么？给民营企业划一个清晰的“圈”，应使民营投资做到目标明确、有的放矢。要突破以往那种所谓“战略性”、“公益性”等笼统的产业划分，只要是竞争性、赢利性领域，特别是民营企业普遍关注的金融、保险、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都应该降低准入条件，对民营企业的开放。
只有加强对市场主体不平等现实的关注，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相对正义的政策。以上对行政相对人所涉主体的差别性的强调，主要是为了说明在行政活动领域，公民权的表述力度，宽度均显不足，公民权这一概念不能是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简称，也不能对其进行替换。11
三
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已逐渐清晰，两者不存在包容关系。公民权表面上要大于行政相对人权利。但正如以上分析的，公民权不包括法人，其他社会团体，无国籍人和外国人的权利。
根据国家职能的分工，一般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分。公民在三种职能体系中均享有权利，这种权利均可称为公民权利。而行政相对人权利仅限于个人与组织在行政管理领域中所享有的权利。由此整个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权利与行政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是整体权利与部分权利的关系。
引起认识混乱的主因在于对以下四对关系的不明确。笔者将对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行政相对人权利；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行政权－公民权（利）四组关系式作分析。
国家权力——公民权（利）
从权力来源说，国家权力来自公民的赋予，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来源正当性的根源所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分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两个方面即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区分的法律表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界限不明，意味着利益主体不明，意味着存在利益归属关系模糊的灰色区域。现实社会中出现这种情况时，公民和国家分别对这一灰色区域的实际控制范围通常总是由实际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因此，可以肯定，这种发生在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和代表个体利益的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必然是非程序化是，不论其结果如何，都会造成对法治的破坏，从而损害预设的宪政秩序。所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严格界分实质上是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界分。
国家权力——行政相对人权利
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不明显，主要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对应的是行政领域，与国家的立法，司法职能不相关，故此二者在逻辑上不相对应。
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
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关系是行政法所要调整是核心矛盾。只有正确处理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相互关系，合理设定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在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使两者处于动态的平衡，才是依法治国，构建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关键之所在。对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作出较为全面论述是罗豪才与崔卓兰二位教授所合写的论文。12
行政权——公民权
“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在本质上属于宪法性问题，它是国家与公民的一个侧面，因而必须通过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这一社会关系。”13故而笔者认为在行政法学领域,行政权相
对应的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公民权则应对应国家权力。若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相对出现则更应限于宪法性论域，以免造成法律术语使用上的混乱。
许多作者常把行政相对人权利简称为公民权，这种便于行文的处理似可以理解，但这种术语上的替换更多的是追求形式上的和谐与简洁，而忽视了法律术语的特定内涵及术语使用上的准确性，严肃性。14
行政权——公民权模式折射出计划经济下全能政府模式的延续，视政府利益为国家整体利益。行政权功能的凸现把立法权，司法权隐而不谈，这绝非偶然。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要求加大公民参与的力度和广度，这当然并非局限于公民对行政权行使的参与，更要加大对公民参与立法意识的宣传和培养，推动公民积极应诉和维权，这是我国民主进程的必由之路。
四
方世荣博士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作了开创性研究。15根据方先生的论述，本人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与公民权区别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行政相对人权利并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但不包括有基本权利派生的权利以及基本权利以外的一般权利。也就是说，在行政相对人权利中，一部分权利同时属于公民基本权利，另一部分则不属于公民基本权利而只能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可见两者具有范围上的差别。
第二，行政法是贯彻实施立法的部门法，当行政法将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加以具体规定时，行政相对人权利就是公民基本权利在行政活动中的具体化，细致化。由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行政法规定的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概括权利与具体权利的区别。
同一种公民基本权利将会在刑法，民法和行政法等部门法中都得到具体化。如公民的人身权不受侵害，在民法中是对其他民事主体主张的民事权利，在刑法中是对犯罪人主张并受司法机关保护的受害人权利。在行政法中则是对行政主体主张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相对人权利只是公民基本权利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表现，而不等于公民基本权利本身。如果我们将行政相对人权利与公民基本权利等同，就限制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丰富内涵和具体形态。
第三，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主要是静态的，确认性的，而行政法规定的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基本权利（包括公民基本权利那一部分）则是动态的，交互性的，是行使于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这主要是针对成文法国家，尤其对我国，宪法主要起宣告作用，不具有可操作性。16
以上分析表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与行政法规定的行政相对人权利有一定区别，并有区分的必要。行政法学在认识并研究行政相对人权利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它们就是立法规定的公民权。行政法学研究也不应简单照搬宪法关于公民权的理论。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成为法国家，公民的宪法权利通常都要由法律，法规等来具体化为行政法权利。我国公民行使权利的直接依据往往是法律，法规。这种法律适用机制使我们需要研究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研究行政法对公民在宪法所规定权利的保障与实现过程。
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区分行政相对人权利与公民权旨在为科学地运用法学术语，严谨规范学术研究，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这一分析模式成为主流。17
作者简介：恽黎明，200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系，同年考入上海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倪正茂教授，主攻比较法、行政法。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信用机制
内容提要: 我国公司立法规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但目前还没有具体落实的保障措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意义深远，但更需要付诸实施。在目前的情况下，信用机制的运行可以有效保障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并且能够积极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由此，亟需加速我国信用法制建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
2005年我国修改《公司法》时，在第5条加入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解读这一条文，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前置词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即可以理解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的假定条件是从事经营活动，而经营活动之外的企业乐善好施等行为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要求。同时，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要“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即这种社会责任已经构成了法律规定的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且这种社会责任不包括“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内容，因为在《公司法》第5条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前面已经以列举的方式着重强调了这些内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承担社会责任”属于兜底条款，是指包括前述内容在内的，以及没有提及的一切企业应当履行的义务，均属于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产生具有深刻的背景，其产生的经济根源是生产社会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社会分工更加细密，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在合作中，无论如何精巧的制度设计都不可能严密到无懈可击，都会出现相对的重叠或空白，需要合作者主动承担协调或弥补的责任。由此就产生了由具体到抽象的社会责任形式和理念。同时，社会责任产生的社会根源是贫富差别。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两极分化，不仅威胁着社会稳定，而且危害着市场经济机制本身的正常运行，需要社会各界以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重，通过承担部分社会责任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浪潮的迭起，世界范围内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拉近，市场交易等行为已不再纯粹属于个人私权领域的活动，而是社会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亟需协调的重叠和亟待弥补的空白，需要社会成员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承担法律上和道义上的社会责任。
毋庸讳言，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企业的规模和作用有限，企业以为出资人谋取最大化利益作为经营目标无可厚非。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已日益成为社会中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和主导，并且具有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或实力，由此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应当有所侧重，不可能千篇一律或一成不变。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问题，尤其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到底属于法律责任、法定责任抑或道德责任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说遵纪守法、照章纳税、诚实经营、依法用工、保护环境就等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那么，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似乎已明确了“社会责任”的全部内涵，若再进一步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则除了道德宣示之外似乎并无其他价值。如果说“社会责任”不限于此，企业仍需具有更加积极的作为，例如要关心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可这些又显然超出了法律规范的固有本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近乎难以摆脱的悖论。不仅如此，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属于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的争论，属于法定责任还是法律责任的争论，始终伴随着我国《公司法》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规定的贯彻实行而持续展开。而有的人认为应把公司社会责任限定在关涉公共利益的层面，即单一侵权可以通过传统侵权法进行救济，而涉及公共利益的大规模侵权如产品侵权、劳动侵权和环境侵权就需要由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责任保险制度补充、矫正和救济。[1]
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具有不同的要求或表现形式。社会责任的性质既可以包括法律责任和法定责任，又可以包括道德责任。当特定的社会责任被法律所确认时，就构成了法律责任；当特定的社会责任被法律所特别确认时，就构成了法定责任；对于未被法律确认的社会责任则统称为道德责任。其中，法律责任和法定责任的承担需要特定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而道德责任的承担可以不受主体和形式的限制。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
值得注意的是，写入法律的条文并不等于能够无条件地转化为民事主体的自觉行动。《公司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不等于公司必然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况且，《公司法》并没有界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明确社会责任的具体义务，以及公司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后果。法律是一种以权利义务的设定和制衡，来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形式，其精妙之处便在于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实现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立法目的。如果经过道德宣示后，没有具体细致的权利义务规定跟进，或没有配套制度的衔接，“企业社会责任”充其量也只能是一项法律原则。法律原则固然重要，能够在立法活动中为法律制度的确立提供必要的价值指引，在司法实践中为法律适用提供有益的启示，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下，没有具体权利义务规范和配套制度依托的法律原则只能是一幅“美好的愿景”。
对此，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应当成为我国立法的理论支撑和社会各类主体的自觉行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因此，我国立法明确公司的“社会责任”，在宗旨上至少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对规范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经营提供法理依据和立法要求；二是引领全社会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就目前而言，在继续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社会责任法律化，成为能够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从法理基础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伦理的最高境界，也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企业社会责任融天理、国法、人情于一体，引导企业讲道德、守规则，培养对社会负责的良心，要求企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既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离经叛道，又不为局部的损失而患得患失。
企业生存于社会之间，与社会密切相连。人员来自社会，产品销往社会，利润源于社会，企业的责任应当是回报社会。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企业不可能有自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不以企业及其负责人是否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为转移。企业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运行，企业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赖以发展的社会资源，要求企业及其负责人树立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主动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在企业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保护社会环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
企业无论如何都应当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和主导。在现代社会里，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取代了自然人，成为市场主体。自然人则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企业而通过企业法人组织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而且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合理配置资源，使资源配置达到动态的平衡。企业不仅作用大、数量多，而且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波及社会，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程。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理解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任何企业的负责人都能够自觉履行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义务。当道德的教化不能足以激起企业及其负责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构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内在动力的情况下，法律的强制性作用自然凸现。为了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保证全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国家通过公司立法确认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一项法定义务。以法律形式强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在客观上实现立法目的，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国现行公司立法虽然规定了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没有规定责任的内容和履行的形式，没有规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后果，或者说，缺乏具体的权益制度设计的跟进。如果按照我国现行公司立法的有关规定，人们将无从判断及考核企业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应当说，虽然在我国现行公司立法中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和立法的前瞻，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规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立法一样，我国的公司立法也没有解决如何落实和监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对此，我们既不能指望通过进一步的公司立法予以解决，也不能顺其自然任其长此以往，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予以解决。就目前情况看，信用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通过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的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流转、使用、矫正，促进企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创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制环境。
三、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信用法制环境
信用法制是通过一整套对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流转、使用、矫正等环节中主体权利义务的设计，实现信用信息的有效沟通，弥补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的机制。如果说环境法、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实体法律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规制，那么，建立信用信息有效沟通机制的信用法制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间接规制。信用机制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制度基础。
市场信用制度是包括信用征信制度、信用评价制度、信用使用制度、信用惩戒制度、信用修复制度、信用监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在内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能够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企业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前提下，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采集和沟通平台，记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等信用信息，维护市场交易秩序，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升社会信用道德水平，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可以说，信用制度是具体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便捷、有效的手段，可以促进企业将《公司法》规定的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的自觉行为。
对于从实体法角度来规制企业法人的治理和行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的人士都并不陌生。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跨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残酷的现实在拷问着人们良知的同时，也呼唤着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法律规制。由此，劳动法、环境法、经济法等一系列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应运而生，突破了传统民商法意思自治和形式平等的藩篱，使法治文明进入到社会本位、实质公平的发展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确认，为这一系列立法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同时也为未来的立法指明了方向。
在关于建立使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法制环境方面，人们却并不熟悉，或者说，只是到了现代社会以后，人们的认识才逐渐清晰。企业社会责任的实体法律规定有待于相应的制度环境保障实施。实体法虽然能够有效地惩戒无视社会责任的无良企业，但对于作为个体的市场主体事后的惩戒，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有效地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况且，对于违反企业社会责任规定，不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诸多市场主体的诸多失信行为，现有法律并不能够做到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即使我们对法律充满信心，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亡羊补牢也为时已晚，损害已经发生。并且，在违背法定和约定义务的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普遍存在、以及法不责众的条件下，市场主体人人自危，互相猜忌，市场秩序不可能不乱，交易成本不可能不高。可见，法律除了要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加以直接规制外，还需要营造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用信息及时充分公开的环境，即信用法制——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存在之基”。
企业社会责任的千头万绪与市场信用的包罗万象异曲同工。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例如，二者同样源于道德伦理，同样进入充满变数的经济社会，同样最终不得不通过法律规制，同样出于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的理念。社会责任是信用的理论基础和立法根据，信用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跟进和保障措施。无社会责任，信用就无从谈起，信用产生于责任；无信用机制，社会责任将无法落实，责任需要信用制度的保障。
行政权、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关系重解
恽黎明*
[内容提要] 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间有许多地方要明晰。对两者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位置也应明确摆放。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在渊源上有联系，在外延上有交叉。通过对两者概念、特性、关系的解析，从而摆脱行政权——公民权的认知模式，确立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主流认知模式。
[关键词] 公民权 行政相对人权利
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明确两者之间的概念、特征，是深入研究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科学构建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有益探索。本文试作探讨。
一
对公民权概念进行界定,必须明确公民的内涵与外延。从语义学角度分析,“公民权”一词是偏正结构，“公民”是限定“权”的。公民权是公民的权。“公民”本意是“属于城邦的人”或组成城邦的人，显然这是一个既超越血缘关系又超越王权专制的带来某中普遍性的法律资格概念。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权利。1而现在公民是指具有某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这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可见公民是构成国家的个体，法人等组织只能是公民功能的延伸。所以公民权也只能涵盖个体所具有的权利而不包括法人等组织所享有的权利。
“公民权指‘公民的权利’，它与‘法人的权利’，‘外国人的权利’等概念相对应”。2“公民权是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3这种分析得出公民权是公民权利的简称，公民权利可分为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一般权利，公民实体性权利和公民程序性权利。其中公民基本权利是由一国根本法（宪法）来确认的，其他的公民权利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予以详细规定。必须指出的是：根据权利推定理论，相对公民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因此，公民权利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加丰富。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公民权，我们必须对公民权(rights of citizens)与人权(Rights of Man)做出一定的区分：“在历史上，公民权概念的出现早于人权，但现代宪法里的公民权在理论上都是以人权为道德依据的。因为，作为现代公民权之法律依据的现代宪法是以人权原理为根据的，而且现代政治权力，法律行为在理论上都要依循人权原理。从这种意义上讲，公民权是人权在法律上的表现，人权是公民权的道德根据，宪法则是公民权的法律根据。不过，公民权并不能取代或等同于人权。因为，在效力上，公民权作为法定权利的特定决定了它有可能被政治权威通过法定程序在实在法意义上合法地加以改变，取消或使之束于高阁，甚至直接违背人权；而人权则无论是否得到立法的认可都应该为每个人所享有，对它的不承认或否定在道德法的意义上属于非法。在内容上，任何公民权都只能是人权字法律上近似的，不完全的表现，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社会只能在现实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公民权来促进和实现人权。不是所有的人权都规定为法律上的公民权，同时，由于公民权里有某些技术性，派生性或从属性的权利形式，也不是所有的公民权都可以直接还原为人权；另一方面，人权概念本身往往因价值概念，学术主张和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多变，而公民权的内容则相对
稳定。另外，诸如不具备某国公民资格的外国人和本国儿童应该享有的某些权利，是公民权概念无以囊括的。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作为道德权利，人权只有表现为社会（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权利，才会取得实效；作为法定权利，公民权利只有以人权为根据，才能保持其
道德上的正当性并增强其适用效力。”4
至于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公民自由的基本权利(第1~20条)，政治上的基本权利(第21条)，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基本权利(第22~27条)为内容就是对公民权的规范和丰富，1966年和1977年先后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5和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197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强调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决议案就是公民权发展的明证。所有这些表明公民权的丰富与人权运动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由上分析，公民权与人权的关系可以视作为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的关系，人权的外延要大于公民权。
二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行政权均属于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概念与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密切相联。可以说将其与行政权相提并论是现代意义行政法的功绩。”6那么，行政相对人权利如何定义呢？笔者认为可作如下定义：行政相对人权利是一国法律体系内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在行政管理领域中的反映，由一般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及处于行政相对人身份的国家组织等享有并行使的权利。7对这一概念的把握，应从以下几点予以着手：
首先，从权利渊源上讲，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公民一方在以行政相对人身份出现时所具有的权利。它是对公民等一方所享有权利的另一种理解。当然这是最为原初的状态，由于社会发展，出现了众多形态的法律主体，如：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合伙。它们所享有的权利可以从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中引申出来。
其次，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作用的权利。行政法只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这个范围就是行政活动的范围，行政法规定着这一范围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换言之，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行使的权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许多权利只能在行政活动范围内行使，不可能在民事活动等其他领域内行使，而只有在行政活动范围中行使的权利，才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管理活动即为行政权的行使过程。“由于行政活动是行政权力的运用过程，而不是公民全部活动的过程，公民的所有权利就不能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因而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有限的。”8
行政相对人的可分为个人和组织，这些主体在行政管理中所享有权利的范围，内容，数量大致相同的。9但自然人与组织之间，不同组织之间的差别也应进行关注。这种关注是对法
律主体间权利义务差别的尊重。从而掌握准确信息，使得行政法学这门应用法学学科更具有指导实践的功用。例如，本国公民与外国人，本国法人与外国法人，根据入世的有关承诺，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准许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文件，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已开始向深层次的“国民待遇”方向展开。但是必须研究他们之间的对策差异，我们承认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为了更好地实行国民待遇，而非厚此薄彼，更不应厚彼薄此。10
还有公司与合伙，大企业与小企业，尤其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营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今后还将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专门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政策。民营企业准入领域究竟有哪些？准入条件是什么？给民营企业划一个清晰的“圈”，应使民营投资做到目标明确、有的放矢。要突破以往那种所谓“战略性”、“公益性”等笼统的产业划分，只要是竞争性、赢利性领域，特别是民营企业普遍关注的金融、保险、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都应该降低准入条件，对民营企业的开放。
只有加强对市场主体不平等现实的关注，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相对正义的政策。以上对行政相对人所涉主体的差别性的强调，主要是为了说明在行政活动领域，公民权的表述力度，宽度均显不足，公民权这一概念不能是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简称，也不能对其进行替换。11
三
公民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已逐渐清晰，两者不存在包容关系。公民权表面上要大于行政相对人权利。但正如以上分析的，公民权不包括法人，其他社会团体，无国籍人和外国人的权利。
根据国家职能的分工，一般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分。公民在三种职能体系中均享有权利，这种权利均可称为公民权利。而行政相对人权利仅限于个人与组织在行政管理领域中所享有的权利。由此整个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权利与行政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是整体权利与部分权利的关系。
引起认识混乱的主因在于对以下四对关系的不明确。笔者将对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行政相对人权利；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行政权－公民权（利）四组关系式作分析。
国家权力——公民权（利）
从权力来源说，国家权力来自公民的赋予，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来源正当性的根源所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分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两个方面即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区分的法律表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界限不明，意味着利益主体不明，意味着存在利益归属关系模糊的灰色区域。现实社会中出现这种情况时，公民和国家分别对这一灰色区域的实际控制范围通常总是由实际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因此，可以肯定，这种发生在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和代表个体利益的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必然是非程序化是，不论其结果如何，都会造成对法治的破坏，从而损害预设的宪政秩序。所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严格界分实质上是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界分。
国家权力——行政相对人权利
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不明显，主要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对应的是行政领域，与国家的立法，司法职能不相关，故此二者在逻辑上不相对应。
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
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关系是行政法所要调整是核心矛盾。只有正确处理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相互关系，合理设定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在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使两者处于动态的平衡，才是依法治国，构建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关键之所在。对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作出较为全面论述是罗豪才与崔卓兰二位教授所合写的论文。12
行政权——公民权
“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在本质上属于宪法性问题，它是国家与公民的一个侧面，因而必须通过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这一社会关系。”13故而笔者认为在行政法学领域,行政权相
对应的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公民权则应对应国家权力。若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相对出现则更应限于宪法性论域，以免造成法律术语使用上的混乱。
许多作者常把行政相对人权利简称为公民权，这种便于行文的处理似可以理解，但这种术语上的替换更多的是追求形式上的和谐与简洁，而忽视了法律术语的特定内涵及术语使用上的准确性，严肃性。14
行政权——公民权模式折射出计划经济下全能政府模式的延续，视政府利益为国家整体利益。行政权功能的凸现把立法权，司法权隐而不谈，这绝非偶然。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要求加大公民参与的力度和广度，这当然并非局限于公民对行政权行使的参与，更要加大对公民参与立法意识的宣传和培养，推动公民积极应诉和维权，这是我国民主进程的必由之路。
四
方世荣博士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作了开创性研究。15根据方先生的论述，本人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与公民权区别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行政相对人权利并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但不包括有基本权利派生的权利以及基本权利以外的一般权利。也就是说，在行政相对人权利中，一部分权利同时属于公民基本权利，另一部分则不属于公民基本权利而只能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可见两者具有范围上的差别。
第二，行政法是贯彻实施立法的部门法，当行政法将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加以具体规定时，行政相对人权利就是公民基本权利在行政活动中的具体化，细致化。由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行政法规定的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概括权利与具体权利的区别。
同一种公民基本权利将会在刑法，民法和行政法等部门法中都得到具体化。如公民的人身权不受侵害，在民法中是对其他民事主体主张的民事权利，在刑法中是对犯罪人主张并受司法机关保护的受害人权利。在行政法中则是对行政主体主张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相对人权利只是公民基本权利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表现，而不等于公民基本权利本身。如果我们将行政相对人权利与公民基本权利等同，就限制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丰富内涵和具体形态。
第三，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主要是静态的，确认性的，而行政法规定的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基本权利（包括公民基本权利那一部分）则是动态的，交互性的，是行使于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这主要是针对成文法国家，尤其对我国，宪法主要起宣告作用，不具有可操作性。16
以上分析表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与行政法规定的行政相对人权利有一定区别，并有区分的必要。行政法学在认识并研究行政相对人权利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它们就是立法规定的公民权。行政法学研究也不应简单照搬宪法关于公民权的理论。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成为法国家，公民的宪法权利通常都要由法律，法规等来具体化为行政法权利。我国公民行使权利的直接依据往往是法律，法规。这种法律适用机制使我们需要研究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研究行政法对公民在宪法所规定权利的保障与实现过程。
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区分行政相对人权利与公民权旨在为科学地运用法学术语，严谨规范学术研究，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这一分析模式成为主流。17
作者简介：恽黎明，200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系，同年考入上海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倪正茂教授，主攻比较法、行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