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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强制执行公证业务中的若干问题

强制执行效力是公证所具有的三个基本效力之一，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有利于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避免因诉讼、仲裁带来的时间上的浪费，且实现债权的成本低，因此越来越受到债权人的重视和应用。近几年，各地公证处办理了大量的强制执行公证的业务，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由于公证立法的滞后和理论上的不足，在强制执行公证业务中的一些问题一直争议较大，这给实务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就强制执行公证业务中的若干问题作一粗浅地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是否排斥诉权
公证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后，意味着债务人同意放弃诉讼救济途径，但是否也意味着债权人也必需放弃诉权？
二00一年十二月二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青海省西宁市花园南街房管所等与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1） ，在此案中一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是公证证明文书，法律赋予当事人可以享有凭生效债权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同时，并不排斥当事人以同一诉讼标的直接向人民法院行使诉权。当事人依‘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有选择权。为此当事人并未丧失胜诉权或在程序上无诉权。”二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依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还是再行诉讼，是债权人的权利，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此案的公布是最高人民法院用判例的形式明确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人依然具有诉权。
对于此案，西北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教研室的董少谋先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排斥另行诉讼的法定效果，理由有三：1、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可以作为执行根据的。作为债权人己经通过公证程序取得了执行根据，因此，就不能另行寻求诉讼程序再次取得执行根据。2、债权人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的法定申请执行期间内申请强制执行，这说明债权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债权人享有的权利也就不再受法律保护。债权人不能另行通过诉讼程序重新确认公证机关已经确认了的债权。3、从法学原理上讲，当事人申请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是以放弃诉权为前提条件的。因为，诉讼的目的是通过审判程序来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取得执行根据。而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就是对债权的一种国家确认，其本身就是一种执行根据。也就是说，当事人不能在同一实体法律关系上设立两个程序法上的效力。二者非此即彼，公证机关赋予了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力就必然使诉权不再发生。（2） 董少谋先生并建议在公证立法中对此应以明确。（3）
对于上述问题争论多年，一直没有定论，今年由全国公证员协会组织编辑的公证员岗前业务培训和业务考核的基本教材《公证员入门》一书中写明公证机构在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时的审查要点之一为“在债权文书中应明确约定，适用经公证强制执行的条款即不再适用诉讼或仲裁解决争议等条款”（4） ，在《公证员入门》一书对此问题给予了明确，这起码表明了在公证界的决策层对此问题在理论上已达成了共识,书中明确了在公证实务中也应按此办理。
公证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后，意味着债权人需放弃诉权，公证界对这在理论上予以认可，可在实务也要求按此操作，笔者有不同的意见。
诉权，就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以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依据。（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诉权，只有在同等效力的法律有禁止规定的情况下，才能禁止当事人行使诉权。在我国法律中，明确排斥诉权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而我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人没有诉权，那么就不能随意禁止它，仅凭公证界对此在理论上的认可去禁止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这显然是错误的。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青海省西宁市花园南街房管所等与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的判旨，“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依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还是再行诉讼，是债权人的权利，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在法律不禁止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情况下，就不能禁止。董少谋先生建议在公证立法时对此明确，显然他也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来禁止当事人的诉权。既然公证界在理论上已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将此在公证立法时给予确认，遗憾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6） 中对此没有提及。
综上，笔者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排斥诉权的效力，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目前只能够停留在理论这个层面上，在公证实务中按此操作还为时过早，有待立法明确。
二、债权转移，强制执行效力也随之转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下简称《联合通知》)第三条规定“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按此规定目前在公证处办理的合同中都有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条款，债权人具有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已成为合同权利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条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那么只要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债权转移，强制执行效力也随之转移。
若强制执行效力不属于合同的权利之一，债权转移，强制执行效力也随之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强制执行效力依属于债权，属于债权的从权利。我国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保证或便利债权之实现之从属权利，原则上随同转移于受让人”（7） ，强制执行效力显然是便利债权实现的从属权利。我国台湾立法对此也有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径受强制执行的公证书“除当事人外，对于公证书作成后，就该法律行为，为当事人之继受人，及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所请求之标的物者，亦有效力”（8）。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对此没有提及。
从公证杂志上笔者了解到有的公证处给债权转移后的新债权人签发了执行证书，法院依执行证书进行了执行 ，可见公证界的同仁对此也有认同（9）。
三、债权人可否代位债务人依债务人和次债务之间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向法院直接申请执行次债务人
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在理论上可行。
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时，债权人因保全债权，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之权利，是之谓债权人之代位权。（10） 依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之规定来看，代位权的成立要件有：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2、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3、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4、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权务人自身的债权。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否合法，公证员完全有能力进行审查，因为对每一办证的合法性审查是公证员出证的前提，合法的审查是每一个公证员必备的能力。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有排斥诉权效力这在公证界已有共识，若一旦立法给予明确的话，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在债权已到期后，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一旦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人不享有诉权，这样债权人就无任何的救济途径，致使债权无法实现，这对其债权人造成损害更为严重。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否属于债权务人自身的债权，公证员也完全有能力进行审查。当债权人代位债务人依债务人和次债务之间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向公证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时，公证员经审查，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位权的成立要件和其他相应法律规定时，应该签发。
当然以上只是理论的探讨，在实务还不能操作，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只规定了代位权只能向法院请求行使，不能以诉讼以外的行为行使。我国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债权人代位权，与债权人撤销权不同，不以裁判上之行使为必要，于裁判外亦得行使”（11）。 在《日本民法典》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中都有规定，行使代位权既可以通过诉讼上的行为也可以通过诉讼外的行为。（12） 王利明教授认为“仅就逻辑上言之，将仲裁机关漏掉显然是不周延的，债权人也应该可以向仲裁机关请求行使代位权。这一法律缺漏实在令人遗憾！”（13） 我也为法律将公证机关缺漏而感到遗憾，更为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对此也缺漏了！
四、公证机关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如何审查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
《联合通知》的第五条规定“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注意审查以下内容：（一）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事实确实发生；（二）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和证据，债务人依照债权文书已经部分履行的事实；（三）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对如何审查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有一观点认为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公证机关必须再次确认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没有疑义。否则公证机关不能签发执行证书。（14） 另一观点认为在审查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时，只需审查在原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中是否有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真实意思表示。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无可操作性，不利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理由如下：
其一，只有在债务人无履行能力或恶意避债的情况下，债权人才会申请执行证书，这时债务人根本不会配合公证机关办理执行证书，若债务人对公证机关要求其对其履行的义务再次确认，一言不发或乱提疑义，甚至有的债务人避而不见、逃而远之，按第一种观点这时公证处只有拒发执行证书。那么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又有何意义，公证强制执行效力的作用又从何说起，这反而给债务人拖延履行债务时间和恶意逃债提供了便利，这显然违背立法者的本意。
其二，如果公证机关没有再次确认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没有疑义，只是审查在原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中是否有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后，就签发执行证书，不会损失债务人的利益。在进入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将重新对此进行独立严格地司法审查，而在执行时债务人也可向人民法院提出异义，法律给予了债务人一定的救济途径。
有同仁对此提出了一个操作办法，笔者觉得可以借鉴，他们认为债务人如果有疑义必须负举证责任。公证机关可以就债权人向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的情况发函给债务人，限期答复，否则，依法出具执行证书。（15）
注：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青海省西宁市花园南街房管所等与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载于国法网。
（2）、参见董少谋：《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排斥另行诉讼的法定效果—评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二终字第172号民事判决书》，载于www.lawbook.com.cn。
（3）、参见董少谋：《公证立法建议之一：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债权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人不享有诉权、不能另行起诉》，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4）、江晓亮主编：《公证员入门》，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251页。
（5）、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26页。
（6）、本文所提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载于中国公证网。
（7）、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720页。
（8）、《我国台湾地区公证法》（1999年4月21月修正），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9）、参见雷杰峰：《一宗强制执行的公证书是这样办理的》，《公证通讯》2003年第3期，第10页。
（10）、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243页。
（11）、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469.页、第470页。
（12）、王利明主编：《合同法要义与案例析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69页。
（13）、王利明主编：《合同法要义与案例析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69页。
（14）、蒋惠岭：《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理解与适用，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强制执行指导与参考》2003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26页。
（15）、冯兴吾、杨仕田、刘金海：《强制执行公证业务的若干问题探讨》，载于www.lawbook.com.cn。




　　　　　　　　　　　　　　　　　　海盐县公证处　　高奔

我国商业贿赂现状的法律分析

汪晶


『摘要』据国际机构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表的报告显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商业贿赂情况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商业贿赂给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虽然对商业贿赂的规定在法律上并非空白，但是法律规范的零散性足不能应对如今商业贿赂现象的严重性与复杂性，随着国家对反商业贿赂的日益重视，出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商业贿赂法是适时与必要的。
『关键词』社会危害；商业贿赂；构成要件；反商业贿赂法
The Legal Analysis about Commercial Bribery in China
Wang Jing
(Law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from international agenc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hina is one of the more serious countries about commercial bribery problem in the present world .The commercial bribery has brought much serious harm to economy and the whole society. Commercial bribery is not blank in China’s legal system, but the legislation is scattered. Therefore it can not be applied to solve the more gravity and complexity phenomenon of the present commercial bribery. With the country’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anti-commercial bribery, it is the time to legislate an anti-commercial bribery law.
Key words: Societal harms; Commercial bribery; Constituent conditions; Anti-commercial bribery law
2005年，全球最大的专业性诊断试剂公司——美国德普（DPC）在中国天津的子公司因为对中国的医院人员行贿而遭到了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制裁，受到高达480万美元的罚款。这样大型的跨国公司因为在中国行贿受到处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以成熟的经营理念与方式营利的跨国公司也会走上行贿之路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也融入了中国的本土观念，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中国一些行业特别是医药行业中的“潜规则”，从业者已经陷入了“谁不给就出局”的“囚徒困境”。
一、商业贿赂在我国大行其道的原因及社会危害
（一）原因分析
据报道，2000年至2005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各类商业贿赂案件13606件，案值达52.8 亿元，罚没款约8.1 亿元。如果再加上那些尚未被查处的，商业贿赂在我国的严重性可见一斑，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原因。
1． 社会体制原因
可以说，商业贿赂是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才有的，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全部由国家计划部门来安排。流通领域里，国营商业与供销部门均需严格按国家规定的进销差率进行，一直从货源供应到批发、零售的一系列流转活动。由于企业的产、供、销各环节均受国家计划调节，企业本无经营自主权，再加上国家对企业与市场又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所以没有商业贿赂的必要性。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产品的流转依靠市场的反应，为了使得自己的产品打入市场，获得更高的效益，一些经营者开始采用商业贿赂的形式，久而久之，在一些行业，商业贿赂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了。另外，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又很不成熟，政府的干预较多且缺少透明度，在原料和辅助材料短缺的条件下，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的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得物资成为必要和可能，这就为商业贿赂中更为严重的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2． 思想认识原因
很多时候，企业在进行商业贿赂的行为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他们认为要使自己的产品推出市场就有必要给他人一些“好处”，这样的“好处”是约定俗成的。例如不少企业把法律明令禁止的回扣行为与正常折扣混为一谈。在工商部门查处时，拒不承认自己的回扣事实，对回扣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不以为然。有的企业甚至把工商部门的正常执法行为告上法庭。不仅企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模糊，整个社会对此的认识也是不清晰的，很多人虽然知道了有类似行为的发生，但他们也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不会因此而向工商部门举报或提供线索。
3． 法律制度原因
首先，在立法上，我国有关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这些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的规定不仅零散而且简单，给那些想进行商业贿赂的人有了可趁之机。其次，在执法方面存在多头执法的情况，有时候几个部门都对商业贿赂进行管理，有时却没有一个部门理睬，使很多商业贿赂不能被惩处，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商业贿赂的盛行。第三，在司法上，主要是当商业贿赂严重到触犯刑法时，由于取证难等原因，使商业贿赂在定罪量刑上出现了疑难。可见，我国对商业贿赂在法律方面是存在较大的缺陷与漏洞的。
（二）商业贿赂的社会危害
1．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方式，首要的危害就是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阻碍了市场竞争机制正常地发挥。它使在经营中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了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2．商业贿赂的存在令经营者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消费群体增加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商业贿赂会使一些劣质产品流入市场，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在医疗行业，更会损害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
3．商业贿赂使很多交易转为地下，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建筑企业每年的经营费用约占营业额的2%至3%，而其正常的费用范围仅仅在0.3%至0.5%之内。在全国药品行业，由于商业贿赂每年流失的国家资产即达7.72 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
4．商业贿赂中的权钱交易加剧了社会腐败的泛滥，为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有人行贿就必然有人受贿，在我国受贿的主要人员还是那些有着公共权力的人，商业贿赂使得这些人可以不顾法律走上犯罪的道路。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就是一个典型范例，案件中共有600多个涉案人员被审查，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其中，有近200名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近150名党政干部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5．商业贿赂之风越吹越大，削弱了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就“德普”事件来看，德普公司因为行贿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是受贿的我国医院却未有惩处，这必然令外国企业觉得进入中国市场的尴尬。一方面，要进行商业贿赂才能在中国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要时刻担心会受到自己本国反海外贿赂法律的重惩。
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的规定
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商业贿赂是应被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未在法律中使用“商业贿赂”一词，并且规定也相当简单与模糊。为此，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其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商业贿赂”一词，并对相关概念有较为明晰的规定，因此本文将对《暂行规定》中的商业贿赂作一阐述。
（一）商业贿赂及其构成要件
《暂行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该定义较为准确与简洁，但对以排斥竞争对手获得交易机会这一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却未能在定义中予以揭示。另外从狭义来看这里的商业贿赂仅指商业行贿，此亦可用反证法说明之，即如果将《暂行规定》对商业贿赂的定义中“贿赂”换为“受贿”，是显然无法理解。另外商业受贿的目的并非为了占领市场，获取竞争优势，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各种需要，其行为本身不具有反竞争性。因此它不构成竞争法上的商业贿赂，原则上应由其他法律如行政法、刑法来调整。由此可知，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贿赂一般仅指商业行贿。 当然，由于行贿与受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必定是相互关联甚至是互为前提的，司法实践中若人为地将两者割裂开来显然是教条主义，也不利于司法救济。因此《暂行规定》特设专条明确两者可并案处理。 但笔者这里对商业贿赂的定义是作广义理解的，此也可以是为了行文的方便。
从定义来看，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包括：（1）主体是行贿者和受贿者，很明显行贿者是经营者，包括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其中法人不限于企业法人，还包括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是指依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个人包括作为经营者的个人，例如个体工商户等。对于受贿者条文中虽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定义可以界定为“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并不局限于交易行为的对方单位或个人，还包括有关交易关系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甚至可以包括政府机构及其官员。 （2）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其目的是获得交易机会或更多利益，并排除诚实的同行竞争者。如果贿赂的目的不是销售或购买商品，如为了解决户口、私放罪犯而行贿受贿等就不是商业贿赂。（3）客体也就是商业贿赂采取的手段即表现形式，《暂行规定》中明确了财物和其他手段，这在下文中具体介绍。（4）客观后果是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损害了诚实经营的经营者的利益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二）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
《暂行规定》中明确了商业贿赂的手段即表现形式包括两类，财物及其他手段，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虑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这里主要介绍几种实践中常出现的且在《暂行规定》中明确列举的：
1．回扣
《暂行规定》第5条将回扣定义为“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这里强调的是“帐外暗中”，它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特定术语，其实质涵义归根结底是不在法定帐上依法记载。 这也是与折扣相区分的重要点。还要注意的是回扣的主体只是经营者中的销售者，回扣的收受人只是“对方单位或个人”，不包括第三人，否则可能系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贿赂或佣金。另外作为回扣的客观方面的手段只能是财物，不应包括其他非物质利益。因为回扣的本质在于“回”，即系由对方支付的价款(或变相的价款)中按一定比例列支的，显然已是用货币作了衡量，因而只能是现金或有价物，若将无法用货币形式折算的非物质利益纳入其中，则必然造成概念的混乱。 因此《暂行规定》中将回扣的表现形式界定为“现金、实物或其他方式”是有不妥之处的。
2．折扣
根据《暂行规定》，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帐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即时予以扣除和支付价款总额后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两种形式。”反映在会计制度上就是商业折扣和现金折扣。折扣和回扣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是二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折扣原则上是合法的，是一种商业惯例，但回扣都是非法的。一般都将帐外暗中作为区分折扣和回扣的关键，但在实践中很容易出现许多表面上取得合法形式的所谓“折扣”，他们的后果和回扣是一样严重的。因此折扣和回扣的本质区别在于折扣的给予是事出有因的，经营者之所以给消费者以折扣，是因为消费者也向经营者提供了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如老客户、现金支付等。除此而外，折扣通常发生在日常消费品领域，而回扣可以发生在各个领域和各个经济层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是不完善的，对折扣应该有更为全面的规范，包括折扣的财务处理、确定折扣的比例，使折扣和回扣两者最本质的区别能真正体现出来。
3．佣金
《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了商业贿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佣金，“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中间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从定义看“中间人”必须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人，否则将直接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贿赂。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为他人提供服务而收取佣金属无照经营。这是佣金与回扣、折扣的最大区别。另外收受佣金必须明示并如实入帐，但《暂行规定》对没有明示并如实入帐收受佣金的情况却没有说明，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因为它可能构成商业贿赂行为，也可以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应进行个案分析。
4． 附赠
在商业领域附赠是被认为一种合法的促销手段，但若对其不加以规范仍会出现
商业贿赂的现象，因此《暂行规定》第8条对附赠作了规定。但没有界定附赠的涵义，按照通说，附赠是指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附带地向交易对方无偿地提供一定数量的现金和物品的行为。附赠的对象既可以是经营者，也可以是消费者，从《暂行规定》来看只是限于经营者，对经营者向消费者的附赠是否为商业贿赂并没有规定。从近几年的商业实践来看，许多附赠行为都是经营者针对消费者而采取的，有些附赠的赠品价值往往和商品价格相差无己甚至高于商品价格，而消费者也是由于受到赠品的影响才去购买商品，这实际上对消费者已产生了不正当的引诱，使建立在质量、价格、服务基础上的竞争机制遭到破坏，影响了社会的公平竞争，其本质上和商业贿赂没什么区别。因此，我国法律非常有必要对向消费者进行附赠的行为也进行一定的规范。另外考虑到赠送小额广告礼品已成为商业惯例，对竞争秩序构不成危害，因此《暂行规定》对此作了例外处理。
三、我国反商业贿赂法的制定趋势
商业贿赂成为“潜规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也感觉到了商业贿赂带来的巨大危害，它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却不会停步在经济领域。一个盛行商业贿赂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为此，国家将2006年作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关键一年。新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把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当前反腐倡廉要重点抓好的六项工作之一加以强调。在随后的中央纪委公报中，将反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中央的反腐败重点。接下来的2月15日和24日，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对“治理商业贿赂”进行了部署。与此同时，一份由中央纪委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下发到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为治理商业贿赂而由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其成员也由原来的18个部委扩充到22个部委。各地各部委齐声响应，打击商业贿赂之风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商业贿赂的治理是困难的，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包括舆论的有效宣传，各行各业的专项治理等等，其中更重要的是法律的支持，虽然目前的《暂行规定》对商业贿赂有了界定，但其立法层次实在太低且内容不够全面完善，因此应当制定一部层次高内容全的反商业贿赂法，以维护正常的竞争环境。
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对商业贿赂作更为全面的规定，明确商业贿赂的定义和构成要件，扩大受贿方的主体范围，不局限在国家工作人员，让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医生等可以行使一些公共权力的人也能规定在反商业贿赂法中，这样才不会出现“德普”事件中的中国医院人员未受到严厉处罚的情况。其次，针对我国特有的多头执法的现象，应该在反商业贿赂法中加以明晰，未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执法，构成犯罪的由检察机关进行统一立案侦察。另外，在法律责任方面可以实行更为严厉的处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缺一不可，这可以使执法机关根据商业贿赂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决定处罚的种类及方式，采取从较轻的行政处罚到民事责任直至提起刑事诉讼的具体措施。
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我国经济“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经营活动扩展到海外。我国已经发生了通过贿赂行为与东道国官员进行勾结，取得某种当地身份，将国有资产或股份制企业的财产转移到境外的实例，这些行为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如果制定了海外反贿赂法，就可以对我国企业和个人及其境外分支机构、离岸公司进行及时有效的法律监管，杜绝上述情况发生，从而保护我国的经济安全。而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尚无针对我国成员在经济活动中向国外主体行贿的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