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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 大力加强公正司法 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

法发〔2013〕9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主线


1.深刻认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大现实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充分领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深刻涵义，全面认识践行司法为民，加强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对于树立人民法院良好形象，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宪法法律有效实施，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


2.牢牢把握人民法院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十分重视司法工作，支持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为人民法院开展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人民群众对法治进步和公正司法的热切期盼，为人民法院开展工作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几代法院工作人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长期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人民法院科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级法院要倍加珍惜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以公正、高效、为民、廉洁司法的卓越实践，全面开创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局面，谱写人民法院发展的新篇章。


3.切实解决法院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当前，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任务十分艰巨，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全体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都要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正视人民法院工作与党中央要求、人民群众期待之间的差距，认真排查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立足自身查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努力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和司法公信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坚持依法独立审判，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4.严格依法办案。全体法官要进一步强化崇尚法治、忠于法律、严格执法的信念，不断提高熟练掌握法律、准确理解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不得以任何理由突破法律底线，杜绝任何超越法律、歪曲法律以及其他违法枉法裁判现象的发生。审理每一起案件，都要贯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公正、审判程序合法、法律文书规范的基本要求，确保裁判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5.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决贯彻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不断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机制，坚决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全体法官都要养成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依法办案、敢于担当责任的职业品格。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和副庭长，要坚决支持合议庭和独任庭依法公正审理案件，上级法院要坚决支持下级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6.坚持正确实施法律。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审判监督指导，努力提高司法政策、司法解释的针对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和参考案例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适用法律的规则体系，规范自由裁量权，统一司法尺度，严格裁判标准，继续推进量刑规范化。规范案件改判、发回重审及提起再审的标准。上级法院既要尊重下级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又要依法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裁判。


7.发挥司法裁判的导向作用。要在准确把握法律精神、全面体察社情民意的基础上，依法公正裁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彰显法治精神、强化规则意识、引领社会风尚、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作用，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要把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的解决轨道，既要畅通依法信访的渠道，又要依法处置无理缠诉闹访行为，坚决维护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和权威性。


三、坚持服务大局，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8.立足国情正确把握人民法院创新与发展的思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各级法院既要不断提升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又要不断创新符合审判规律、简单易行、便民利民的审判方式方法，满足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的要求。要在维护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因发展不平衡和利益格局调整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难题，注重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的包容性，注重司法规则对不同阶层社会成员适用的公平性。


9.围绕司法职能积极服务大局。坚持能动司法，发挥司法职能，恪守司法本职，用好司法手段，努力服务大局。正确处理能动司法、服务大局与依法履行审判职能的关系，不断增强大局意识，自觉把人民法院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通过制定和实施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努力实现审判工作与大局工作的有机结合；通过个案裁判，审慎、妥善处理因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建设滞后、社会管理缺失引发的各种纠纷，全面考量案件涉及的各种因素和裁判对各方面的影响，防止因个案处理失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严禁法院工作人员参与地方招商、联合执法，严禁提前介入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具体行政管理活动。


10.注重司法审判工作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需求与期待，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关切和评价，切实尊重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普遍认知和共同感受。不断加强对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认真了解各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与规则习惯，善于总结和运用人民群众公认的常识与经验，努力使司法过程和处理结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贴近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大力推进司法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利用诉讼活动和司法裁判，加大对诚信行为的保护力度和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诚信效益，增大失信成本，严格防范并依法制裁当事人利用诉讼手段逃避责任或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狠抓执法办案，全面提升审判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11.强化审判质量。深刻认识实现审判工作的高质量、高效率、好效果，是践行司法为民、加强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坚实基础。坚持把执法办案作为第一要务，把保证审判质量作为第一责任，把推动当事人息诉止争及自动和解作为重点环节，切实提高庭审质量和裁判文书制作质量。根据提升审判质量的要求，科学设置内设机构，合理配置职权职责，优化配置审判资源，配齐配强审判力量，切实做到将优质审判资源配置到司法办案第一线。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保证审判质量的各项制度机制，不断总结并及时推广有利于提升审判质量的各种经验和做法。


12.建立健全审判质量控制体系。根据审判工作的特殊性，构建“点、线、面”多角度、全方位的案件质量控制体系。“点”上集中把握好重点岗位、重点案件和重点判项；“线”上重点把握好审判活动的重要流程和重要环节；“面”上重点把握好审判工作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建立健全审判质效分析制度、二审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及再审案件分析研判制度、常规案件类型化处理制度、典型案件通报制度、审判经验交流制度、庭审观摩评议制度以及裁判文书评查和抽查制度等有助于保证和提升审判质量的制度。


13.提高审判执行效率。加强立案、审判、执行的沟通、协调与配合，形成审判部门与执行部门的工作合力；进一步规范审判流程，合理确定各审判节点的时限，消除审判流程中的瓶颈和阻滞；进一步规范送达方式，尽量缩短有效送达的时间；有效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依法适用督促程序、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努力缩短诉讼周期，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尽快实现。同时，注重均衡结案，不得因提高结案率而不收案或忽视质量而突击结案。


14.完善审判质量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审判质量评估体系，合理设定各种评估指标及其权重，不断提升审判质量评估体系的科学化水平。坚持正确的司法绩效观，正确认识、综合运用好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坚决反对在司法统计和审判质量评估中弄虚作假，避免片面、孤立地追求某些单项评价指标，充分发挥评估体系在反映审判工作的真实水平，引导审判活动公正高效运行，提高法院及法官工作积极性方面的作用。


15.健全和完善错案评价标准和问责机制。根据审判工作实际，建立科学公正的错案评价体系，明确错案的认定标准；健全错案的分析和问责机制，完善错案分析和问责的相关程序，分清错案的不同情形及不同执法过错的相应责任。通过全面建立健全防范错案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在司法审判环节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


16.正确运用调解与判决方式。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充分发挥两种方式的作用和优势。积极推进和规范诉前调解。对双方当事人均有调解意愿且有调解可能的纠纷、家庭与邻里纠纷、法律规定不够明确以及简单按照法律处理可能失之公平的纠纷，应当在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优先用调解方式处理。在调解中，坚持贯彻合法自愿原则。对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有必要为社会提供规则指引的案件纠纷，应当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前提下，注重采用判决的方式。


五、完善制度机制，深化司法公开与司法民主


17.深入推进审判公开的制度化建设。坚持以公开促公正，认真总结审判公开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各项举措。从有利于强化社会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有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社会公信力出发，对审判公开的范围、内容、对象、时间、程序、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稳妥有序地推进司法公开，坚持不懈地提高司法透明度，逐步完善司法公开的制度机制。


18.建立健全司法与社会沟通的平台。各级法院都要开通12368电话热线，及时接受和处理群众咨询、投诉、举报，听取意见和建议。加快建设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适时公布审判活动信息。完善法院领导干部接待日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增进社会与法院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与信任。积极开展法院主题开放日活动，主动邀请和组织社会各界代表到法院旁听审判或参观考察，了解法院的审判流程，了解审判工作的特点，了解审判人员的工作状况。


19.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重视运用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方式，扩大司法公开的影响力，丰富司法民主的形式和内容。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和普遍关心的纠纷，要主动、及时、全面、客观地公开相关情况，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和疑惑。要研究和把握自媒体时代舆情与司法审判相互影响的规律与特征，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正确对待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勇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弥补工作中的不足，敢于抵制非理性、非法的诉求以及恶意的舆论炒作，善于正面引导社会舆论，逐步形成司法审判与社会舆论常态化的良性互动。


20.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自觉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依法主动向人大报告工作，积极配合人大开展执法检查。做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工作。落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巡视及旁听庭审等工作。认真对待检察建议，依法审理抗诉案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对法院工作的监督。


21.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优化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退出机制，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扩大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范围，提高基层群众比例，增选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专家型陪审员。根据审判工作的要求逐步扩大人民陪审员规模，实施两年内实现人民陪审员数量翻一番的“倍增计划”。依法拓展人民陪审员陪审案件的范围，明确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人民陪审员的能力水平，强化人民陪审员的责任意识，保障人民陪审员充分行使陪审权利。


22.切实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要求，切实保证当事人依法自由表达诉求，充分陈述理由，适时了解审判进程，批评、控告侵犯诉权行为等权利。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依法可以由当事人自主或协商决定的程序事项，应当尽量让当事人自主或协商决定。加强对法律适用的解释、程序问题的释明和裁判活动的说理，裁判文书要认真对待、全面回应当事人提出的主张和意见，具体说明法院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及依据。在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或质疑，应及时给予回应并说明理由。


23.高度重视律师作用的发挥。理解并尊重律师的职业立场和关切重点，切实保障律师在审判过程中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律师依法行使阅卷、举证、质证、辩护等诉讼权利，认真对待并全面回应律师对案件处理的主张和意见。进一步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在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彼此尊重、互相监督。完善律师对法官违法行为的投诉及反馈机制。依法处理律师违反法庭纪律，恶意投诉，诋毁法官、法院声誉等不当行为。


24.深入开展与法学理论界的交流互动。建立人民法院与教学科研单位之间的信息、业务及人员的经常性交流互动机制。鼓励法官与专家学者共同承担法学理论或司法调研课题，共同研究司法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总结审判经验、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过程中，要注意听取并认真对待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吸纳法学理论研究成果，推动法学理论研究与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相互促进和共同提高。


六、创新和落实便民利民措施，增强司法为民的实际效果


25.加强诉讼服务窗口建设。建设好、管理好、运用好诉讼服务中心、立案大厅以及涉诉信访接待窗口，完善各类窗口的实际功能，严格执行统一的工作流程、司法礼仪和服务规范。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善于用人民群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进行沟通交流，坚决克服对诉讼参与人冷硬横推的现象，坚决消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不良作风，坚决杜绝任何刁难诉讼参与人或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现象，努力为人民群众参与各项诉讼活动提供热情、合法、高效的服务。


26.提高便民利民措施实效。根据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好节假日预约办案、巡回办案、网上立案、网上办案等便民利民举措。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立案、审判、执行和信访等环节的便民利民措施，提高便民利民实效。注重发挥人民法庭接近基层、了解民情的特殊优势，强化人民法庭在解决基层民间纠纷中的作用，赋予人民法庭作为法院诉讼服务点的职能，方便基层群众起诉、应诉及参与其他诉讼活动。


27.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指导与帮助。从现阶段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能力和条件差异较大的实际出发，在保证程序公正和平等对待的前提下，注意为当事人特别是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代理的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必要的程序性指导与帮助。强化诉讼权利义务、举证责任、诉讼风险等事项告知工作。当事人提出调取证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应当依职权调取、核实。要确保诉讼程序及诉讼活动专业化、规范化的不断提升，始终与人民群众诉讼能力的不断提高相适应。要让有理无钱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让有理有据的当事人打得赢官司，让打赢官司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28.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前提下，依法选择并适用更为经济的诉讼程序和程序性措施，积极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诉讼成本低、负面作用小的诉讼程序，尽可能避免诉讼过程对当事人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杜绝滥用强制措施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推动司法救助纳入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拓宽司法救助资金筹集渠道，完善诉讼费缓减免制度，不断扩大司法救助的受惠范围。


七、深化司法工作机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审判运行机制


29.正确把握司法改革的总体要求。紧紧抓住中央推进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有利时机，努力通过深化司法体制与机制改革，切实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注重改革的整体设计和通盘考虑，兼顾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统筹内部改革与外部改革，加强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配合。改革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应尊重司法规律，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对事关重大的改革举措，必须充分论证，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全面推广。坚持自上而下有序推进改革，在不违反法律和司法改革总体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地方法院就具体改革举措先行探索，积累改革经验，但对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必须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稳步推进。


30.逐步完善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定，按照解决案件纠纷的实际需要，遵循司法规律，进一步明确各级人民法院的职能分工和工作重点。在注重案件审判的专门化、类型化分工的同时，逐步完善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定位。


31.深化案件管辖制度改革。在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基础上，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以及主要以行政区划确定案件地域管辖的做法。进一步完善指定管辖、提级管辖和集中管辖制度，使依法独立审判可能受到非法干扰的案件、法律适用有疑难的案件和新类型案件，能够由其他法院或上级法院审理，消除当事人对案件管辖可能导致审判不公的质疑，并为下级法院裁判类似案件提供示范，统一裁判尺度。


32.深化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改革。进一步落实合议制，深化合议庭改革，完善合议庭的议事方式及合议庭成员的职权与责任，切实解决合而不议、简单附议等问题。建立健全合议庭绩效考评制度，在充分发挥合议庭整体职能的同时，探索推进主审法官负责制，提高合议庭审判绩效。深化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对于统一法律适用和监督、指导审判工作的独特作用。完善审判委员会的构成，明确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职责，改进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和议事规程，落实民主集中制审议原则，建立审判委员会决议督办机制。深化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改革，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应集中在对相关程序事项的审核批准、对综合性审判工作的宏观指导、对审判质效进行全面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良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等方面。建立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全程留痕的制度，加强对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约束和监督，防止审判管理权的滥用。


33.深化执行制度机制改革。建立统一管理、统一协调、分权制约的执行模式，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创新执行工作方式，完善被执行人财产调查制度，强化落实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用足用好强制执行措施，有效运用各种手段制裁抗拒执行或规避执行的行为。加快执行信息化建设，推动执行案件信息共享，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开制度，并将该名单与社会征信体系对接。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进一步规范执行程序和执行行为，促进处理执行异议、复议和涉执行审判工作的专业化。进一步完善执行考评机制，加大对消极执行、违法执行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34.深化人民法庭改革。合理调整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强化人民法庭基本职能，加强人民法庭人员配置，适度扩大人民法庭案件管辖范围。在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人口数量、区域特点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按照就地解决纠纷和工作重心下移的思路，统筹考虑、合理布设人民法庭。


八、坚持从严治院方针，努力建设一支过硬法院队伍


35.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继续深化对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断加强司法良知和司法职业伦理操守教育，努力塑造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司法品质。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法院文化，进一步坚定法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法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36.扎实推进公正司法能力建设。高度重视对法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司法综合能力培养，不断强化法学理论与法律知识的教育与培训，拓展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教育。各级法院要全面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全体法官要着力提高驾驭庭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化解矛盾的能力。完善法官培训制度，健全法官培训机构，保障法官培训经费。严格保证预备法官的培训时间，建立健全专业审判岗位任职资格和岗前培训制度，适度延长法官任职及晋级的脱产培训时间。改进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充分运用网络培训、在职培养、续职培养、联合培养、交流挂职和定期轮训、专题培训等形式，积极拓宽法官成才平台。加强对青年法官的培养，不断壮大专家型法官队伍。


37.全面加强司法廉洁建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推进人民法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司法廉洁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教育全体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保持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守住公正司法的职业道德底线。针对容易滋生腐败的体制弊端和管理漏洞，改革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抵御金钱诱惑、人情关系干扰以及避免利益冲突的廉政制度，并以更加有力的措施确保廉政制度的刚性运行。以审判权运行为核心，继续构建符合审判规律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强化司法巡查、审务督察以及在审判执行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等内部监督措施，切实加强审判权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公正司法、廉洁司法。继续狠抓“五个严禁”等纪律规定的贯彻执行，坚决查处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滥用职权等腐败、违法行为。


38.进一步加强司法作风建设。始终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找准人民法院工作与坚持群众路线的结合点。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观点，增强群众感情，维护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赢得群众信赖，把司法为民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鼓励和培养广大法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树立吃苦耐劳、不畏艰辛、淡泊名利、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职业精神，用优良操守和人格魅力赢得社会尊重。


39.稳步推进人民法院队伍分类管理的制度建设。切实遵循审判工作规律和干部管理规律，按照“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的标准，逐步建立起分类科学、结构合理、职责明晰、管理规范的制度体系。按照中央司法改革的总体要求，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审判工作实际出发，进一步明确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责权关系，结合工作要求和岗位职责等因素，科学设置各类人员职级比例和职数编制。进一步完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制度及配套措施，推进书记员、司法警察的职务序列管理，健全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管理措施。


40.逐步推进法官选任制度改革。通过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进一步严格法官任职条件。完善并落实法官逐级遴选机制，逐步实行上级法院法官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拔。进一步扩大法官遴选范围，注重从律师群体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且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选拔法官，吸引社会上的优秀法律人才加入法官队伍。优化法官选任程序和方式，切实保证选准选好法官人才。


41.完善法官业绩考评机制。建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科学合理的审判业绩考评机制，在晋职晋级、评先评优等方面充分体现考评结果的作用。建立完善常态化表彰奖励机制，有效激发法官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荣誉感和责任心。通过开展创先争优、评选业务标兵等活动，培养和推出精通业务的专家型法官，充分发挥专家型法官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建立法官任职退出机制，对不适合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适时调离审判岗位并免去法官职务。


九、进一步加强司法保障，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有力支持


42.建立健全法官职业保障机制。贯彻落实法官法，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建立健全法官职务身份保障机制、依法履职履责保障机制、人身安全保护机制等，切实保障法官依法履行司法职责。逐步改善法官的工作生活条件，不断增强法官职业的责任感和尊荣感。


43.继续加强司法经费保障。巩固和深化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成果，建立健全法院办案办公经费有序增长机制，推动中央财政加大向中西部地区中级、基层法院办案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


44.加快推进法院信息化建设。按照科技强院的要求，以“天平工程”建设为载体，推动全国四级法院信息化基础设施一体建设、全面覆盖和协调应用。建设全国法院有效衔接、统一管理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案件信息查询系统、裁判文书网络发布系统和人民法院官方网站等信息载体或平台。坚持基础建设、升级提高与深度应用紧密结合，发挥信息网络在司法统计、网上办案、网上办公、司法公开、审判监督、审判管理、法官培训、法院宣传、司法调研和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作用。


45.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始终坚持面向基层、服务基层、建设基层的方针，继续加强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的规范化、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办案条件。坚持把对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的专项补贴落实到位，积极协调解决基层基础建设欠债等问题。加大对基层法院法官的遴选、补充和培训力度。积极改善基层法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推动相关部门提高基层法官职级比例和生活待遇，切实解决基层人才流失、法官断层等现实问题，努力营造优秀人才乐于留在基层、安心干在基层的制度机制。加大对基层法院工作的指导力度，建立健全上级法院法官到基层交流任职制度，帮助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推动全国法院基层工作协调平衡发展。


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既是人民法院肩负的光荣历史责任，也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依靠政府支持和其他执法机关的配合，不断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理解与支持。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全体法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工作重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司法办案的各项工作之中，精心审理每一起案件，扎实做好每一项工作，既要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让社会各界感受到人民法院工作的新风貌、新成效，更要着眼于制度和机制建设，从根本上保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长期效果，保证司法公信力持续稳定提高。



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9月6日









法理不能代替法律　哲学不能代替现实（七）——刑事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兼及关于法律解释、规则的不确定性等问题的讨论

龙城飞将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研究与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关于法律推理、刑事推定、证据证明的研究很多，取得很多成果。但何为推定，却没有明确人令大多数人们所赞同的定义。我们看到一些研究对推定开篇明义的概念往往是依据法律和据以进行推定的基础事实进行推定，推定出另一个事实的存在。而在研究中又很容易滑到推定并非严格地逻辑推理，而是有主观臆断的成份。因而他们所理解的法官的自由心证实质上就是七分证据证明，三分猜测。
　　这样的研究与司法实践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没有分清刑事司法过程中公安、检察、法官三家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这三家司法机关也均是以证明某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为已任。其二是，我国刑法早已明文规定不得适用类推，但这种研究鼓励了类推，甚至含有主观臆断的因素。尤其在地些刑事推定的研究中，给人的感觉似乎在法院审理阶段也可以作一些推定。我国刑法和刑诉法已经明确规定，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实际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谁做法官也不敢真正地从内心执行这些规定，而是千方百计地要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很难消除自己内心的心魔：明明证据并不能完全证明某一犯罪事件是某人所为，但他们却硬性给他定罪。这是事实并未查清的情况下强行定罪，如云南的杜培武案件、湖北的佘林祥案件、河北的聂树斌案件；或者事实已经查清，但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时，强行硬套一个罪名给他定罪，如云南的何鹏、广州的许霆。

司法机关负有证明责任

　　目前我们的司法机构主要分为公安、检察和法官三个机关。公安在接到刑事案件报案，查找到一些线索后，可以进行合理的怀疑，然后在怀疑对象中逐个排查，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它的侦查过程就是寻找证据证明的过程。从事侦查的警官内心根据自己收集的证据内心确信他所抓获并且审讯过的人就是他要侦破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后，他才交案件材料移交检察院。
　　检察机关的职责是审查起诉。接到公安部门提交的材料后，首先从怀疑的眼光看公安部分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实质上也是在审查公安部分能否证明自己的观点。在检察官内心确信犯罪事实存在，且犯罪嫌疑人已经在公安局在押并且验明正身，然后才提起刑事诉讼。
　　法官受理案件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须听从控辩两方面的观点，审视两方面提交的证据，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也是在证据链条下逐渐形成的，也就是法官自己内心确信经他审理后且经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辩论后在他脑海中形成或者还原的案件的事实是怎样的，这样最终形成法官的判决。
　　这个过程，公检法三个机关各自的职责是不同的，同时它们彼此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但共同的地方是它们各自要证明自己的观点。
　　公安部门的职责是找到犯罪嫌疑人，并提出证据证明。检察机关则是先以怀疑的目光对公安部门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在其内心确信并支持公安部门的观点时，它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此时公安部门的观点就转化为它的观点。为此，它应当对自己的观点负责，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证明。法官在案件审理时不是简单地叠加检察官的观点，而是对怀疑的目光看待控辩双方，在双方提交的证据与观点的交锋中产生自己独立的结论，即产生判决，判决的理由就是他对判决结果的证明。

关于法律证明的理论与实践

　　从理论上对法律证明进行研究，就是法律论证理论。法律论证理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欧陆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一开始，它主要是在法理论和法哲学领域兴起，在此时它被视为是法律方法的一种，甚至法律逻辑的一部分。七十年代法律论证理论引起了许多法律职业者和论证理论专家的巨大兴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有关于法律论证理论的学术峰会此起彼伏，一些著名的法学学术交流组织，如IVR，ISSA、SCA，经常采用法律论证理论为讨论主题，法律论证理论方面的论文频繁地出现在一些法理论、法哲学、论证理论、语言交流领域的期刊上，有的学术刊物甚至还组织了法律论证的专刊，一些以法律论证为题的出版物也在陆续发行 。
　　在司法实践层面，1973年2月14日，德国宪法法院发布决议称：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 ，这说明法律论证理论取得了引入实务的巨大力量源泉。荷兰宪法121条和德国民事程序法第313条第一款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法官的论证义务 ，标志着法律论证理论在西方一些国家取得了制度性的成果，进行了实践操作层面。
　　我国传统上许多人认为法官没有证明的责任。近些年来，国内一些专家开始对国外法律论证理论进行研究，法官的证明责任尚未进入到立法的层面。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来看，法律规定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法官对自己判决的证明责任：“（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里特别强调依据法律进行判决，没有留给法官解释法律的空间，没有给法官自由发挥的余地。

缺乏证明的判决是乏力的，且缺乏公信力

　　邓玉娇案和许霆案的判决早已发生法律效力，但人们仍在对此进行着争论。其中对判决最主要的批评源于这两份判决书法官都是只让控辩双方各自去证明自己，法官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证明。换句话说，法官应时进行中间裁判，裁判就是有充分的理由。没有充分理由的裁判不能办成“铁案”，不能令人信服。
　　邓玉娇的判决书这样写道：“经审查，邓贵大系被刺击身亡，这不仅有邓贵大所受伤口的形状、深度等证实，而且有在场多名证人的证言佐证，被告人邓玉娇亦曾作供述，足以认定。被告人邓玉娇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这段话留给人们的问题是，邓玉娇是没事找事，寻衅滋事，故意拿刀去刺击邓贵大，还是在有可能被强奸的自卫中乱舞着文具刀而刺击到邓贵大？她是职业杀手或是很有经验照着邓贵大的要害扎去，一刀又一刀，还是乱舞着扎到邓的不同部位？法院既然提出邓玉娇是犯了愿意伤害罪，就要作出相应的证明。没有证明，判决书上所写的“本院认为，被告人邓玉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是一直为人们所强烈批评的。
　　判决书写道：“邓玉娇在遭受邓贵大、黄德智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行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邓玉娇的行为构成犯罪”。判决书没有证明，柔弱的女子邓玉娇如何在没有防卫过当的情况下阻止三个男人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判决书没有说明，在邓玉娇受到性侵害的情况下，如何把握既是正当防卫又没有防卫过当的度？
　　许霆案件的判决书也存在令人们感到不合逻辑的地方。
　　许霆案件的判决书写道：“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许霆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应对其作出无罪判决……的意见，经查，许霆……取款的方式、次数、持续的时间以及许霆关于其明知取款时‘银行应该不知道’、‘机器知道，人不知道’的当庭供述，均表明许霆……自以为银行工作人员不会及时发现，非法获取银行资金……且至今未退还赃款，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主客观特征，构成盗窃罪”。这段叙述的问题是，盗窃罪的标准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以许霆个人的认知为标准，还是以国内大部分民众的共同认知为标准？难道输入了卡号，摄像机录了像，许霆还是偷偷摸摸的动作银行和公安找不到他？若能找到他那还叫做“秘密窃取”吗？
　　其实，若许霆盗窃罪成立，盗窃金融机构罪必然成立，因为机器是金融机构，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是这样，“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原审一审的判决就没有任何问题。但为什么又要给他减轻刑罚呢？判决书给出了理由：“许霆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产生犯意……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看，许霆犯罪的主观恶性尚不是很大”。但法律并没有规定犯罪特点有这些不同就可以从无期到五年。这简单是一个司法蹦极。问题的真正的原因在于“秘密窃取”存在极大的争议，而依据现代法治理念和我国的刑法及刑诉法，当事实不清或法律适用不明时，应当作出有利于的理解。

法官不能以解释取代其证明责任，更不能代替法律

　　我一再的观点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当严格地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不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刑事诉讼，就可能是违法。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我国《立法法》规定刑事立法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的权力。同样道理，最高法院关于刑事法律的一些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也广泛受到人们的批评。当然，法官也不应如法盲人所言以“理解”法的方式进行法的解释，这种解释同样是产生了新的法律，这与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相违背的。
　　规则有不确定的地方，不是法官以解释法律的方式立法的理由。法律早给出了答案：当事实不清或适用法律不明时，应当作有利于被告的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新月是只考虑法理，总想以法理来代替现行的法律规定，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方法是，司法实践，讲法律问题，严格地遵守法律。若进行立法研究，可以讲法理，提出新的立法建议。两者不可混淆，不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的混乱，甚至会严重地侵犯人权。


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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