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三都澳海区养殖业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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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


铁路装卸作业组织管理规则

1986年7月30日，铁道部

第1条 铁路装卸工作是运输生产的重要环节，在铁路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能力大小，机械化程度，作业效率，安全和劳动质量都将直接影响铁路运输的效率和质量。装卸工作同时又是铁路运输服务的窗口，其服务质量也直接关系到铁路的声誉。因此，各级领导对装卸组织工作必须重视，应注重研究并改进装卸作业的组织管理，不断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关心职工生活，充分调动装卸职工的积极性，努力扩大装卸能力，确保装卸作业安全，提高装卸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优质高效地为铁路运输服务。
第2条 各铁路局、分局、车站（车务段）的装卸管理机构，应实行专业管理，加强对装卸工作的领导。
第3条 铁路装卸是铁路内部的“工附业”，必须建立独立经济核算制度，并实行统一计划管理。
装卸部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一定要有安全承包的内容，应以定额管理为基础，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和组织分配，在摆正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原则下，搞好按劳分配。
第4条 铁路装卸作业系指在铁路车站、货场内装卸火车、汽（马）车、船舶和出入库（经铁路局批准实行库外承运和交付的车站）搬运作业。有余力时也可到站外向社会提供装卸搬运劳务。
大中城市和运量较大而稳的车站，装卸作业应由铁路专业装卸队伍（即国家劳力计划内的固定工、合同制工人和农民轮换工）担任，配备定员，运量较小或不稳定的车站可以委托非铁路专业队伍承办装卸作业（简称委外装卸，委外装卸的组织管理办法由部另定），但凡集中办理危险品的车站以及中转零担货物、涉外物资、贵重品、尖端保密货物等较多的车站，装卸作业则应由铁路专业装卸队伍承当。
第5条 向旅客、发收货人提供装卸劳务的车站，由车站使用“装卸费收据”、“实额收据”核收，发送零担货物的装费也可在货票上核收，在月份过后十日前由分局收入检查室与分局装卸财务办理清算，每月可以预支不超过上月收入的百分之八十。
向铁路内部单位提供路内装卸作业，凭车站监装卸人员签证的“装卸工作单”由分局装卸部门向分局财务科或决算站段办理清算手续。
有条件的车站、可经铁路局批准后，由装卸部门自行组织人员核收装卸费，以减少互相清算手续。
第6条 应根据各车站的货物品类，运量和运输特点合理地配备人力和装卸机械，为减轻装卸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效率，应不断地扩大装卸机械作业范围。
第7条 装卸工人必须服从车站统一生产指挥，认真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和货场管理制度，车站应组织均衡装卸车作业，根据运输规律、装卸能力和劳动定额核定作业时间，按核定的时间完成装卸任务。
装卸派班工作应执行“先路工，后委外，先机械，后人力”的原则。
第8条 为保障装卸作业安全，在铁路装卸机械作业区内，车辆的进出、装卸都必须由车站组织指挥，外单位的人员和机械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进入区内作业。
第9条 装卸调度员根据各站作业情况，可以调动装卸工人到外站助勤，凭调度命令乘坐旅客列车（特快及国际列车除外）或货物列车，但应有专人领队，并保证安全。


凭调度命令可以在本、局管内免费回送者外站助勤必需的装卸机具，随机维修用具、材料、备品等（不包括配属调转或修理）。
第10条 车站、车务段应按月填报装卸工作报表，由分局汇总报铁路局，铁路局按季报部。
第11条 使用农民轮换工应按（85）铁劳人字47号文件和铁劳（1986）397号文件执行。但机械作业时，必须由铁路专业装卸工人担任司机。
第12条 应经常进行理想、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广大装卸职工自觉做到“尊客爱货，严守纪律，文明装卸，优质服务”。应有计划地定期组织技术学习和业务培训，加强安全技术教育与考核，不断提高装卸队伍的素质。
凡新工人（含合同制工人和农民轮换工）上岗前，必须进行该工种的技术业务培训和安全教育，未接受此项教育并考核合格者，不得上岗作业。
第13条 为保证铁路装卸能力，必须稳定装卸队伍，严格控制抽调装卸工人从事非本职工作和将装卸工人改职调出装卸部门。
第14条 装卸职工要遵章守纪，文明生产，严格执行“六不准”（一不准乱扔乱摔货物；二不准偷、吃、拿运输物资；三不准敲诈勒索货主；四不准刁难货主；五不准乱收费用；六不准在货场买货主的东西），以维护路风路誉。
第15条 各级装卸管理机构应不断地改善劳动组织，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订主要货物品种的装卸工艺、货物堆码标准、作业标准，实行标准化作业，推行现代化管理方法，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和劳动定额管理，不断提高装卸质量和效率。
第16条 装卸工组应在货运员指导下进行装卸作业，在装车、卸车和堆码的各个过程中都必须加强作业安全与质量检查，并严格交接验收制度，监装卸货运员确认达到质量标准，或按各自责任划分的规定，由货运员签发“装卸工作单”，并以此作为货运与装卸之间质量责任划分的依据。
第17条 各铁路局、分局、站（段）要总结、交流、推广先进经验，开展单位、班组和个人之间的文明装卸竞赛评比活动，大力表彰先进。
铁道部每年进行一次全路文明装卸标兵和先进班组命名表彰。各局要组织好评选，并按要求将推荐名单报部。
第18条 各铁路局要根据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地改善装卸职工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提供就餐、饮水条件和专用值班间休室，浴池等。间休室应配备卧具及附属设施的标准，由各局自定。
（附件略）


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原载《求索》2006年第5期)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一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源远流长，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化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法律得以实现的承载机体——司法制度；时代流变，司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变或质变，时间淘汰了司法制度，时间留下了司法制度，时间改变了司法制度，时间也充实了司法制度。因此，时间的长河把历史上零零总总的司法制度编制成了一张千头万绪的罗网，它的整体构架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茫无头绪的“荒芜”之景。这就形成了司法制度史研究的困难。面对历史以来杂乱无章的司法制度，研究者往往如同置身荒无人烟的沙漠，辩不清了东南西北，甚至也迷失了自己。
正因为适当的研究路径难以发现，以往的法史学研究都基本上遵循着一个相同套路，那就是绝对以时间为经，跟着历史的轨迹亦步亦趋，比如在西周出现过那些史料，马上就把西周的所有相关史料平铺直叙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再如在秦汉出现过那些相关史料，又马上把秦汉的所有相关史料一条不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最终的结果却是，当读者在秦汉部分发现了与西周相关的史料，又不得不掉转车头回来寻找西周。如此几经往复，前后不相衔接的繁杂史料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怨烦之感油然而生，本来丰富多采的法史学顿时变得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然而，就我国法史学者张兆凯教授最近编著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来看，它的确非常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陈旧研究方法带来的流弊。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扬弃了传统的史学著作编排体系，不再绝对以时间为经，而是把整部著作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司法机构与职官演变史、诉讼制度演变史、审判制度演变史、监狱制度演变史和监察制度演变史，从而列出五个专题，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有点类似于军事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采用这一编排体系后，整个研究路径顿时变得丁卯分明，研究者就不再是茫无目的地罗列历史，五个靶子已经竖起来了，余下的只需有选择性地将相关箭矢发射到各个靶心；研究者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就可以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而不再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古籍而盲目借引或不知所措。不仅如此，采用这一研究策略后，读者也消除了读法史著作时索然寡味的干涩感觉，能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到底。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编排体系为作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作者紧紧抓住司法制度的这五个向度，就好比军事家掌握了有利的地形，从而形成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写作优势。当然，作者的这种写作优势一经读者阅读，又顺理成章的演化成了读者的阅读优势。


二

诉讼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诉讼活动追求的到底是法律真实还是事实真实？法律真实即是程序真实，事实真实即是实体真实。现在法学界特别是外国法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追求的应是程序真实，而非实体真实。但就法史学研究而言，其追求的绝不仅是“程序真实”，遵照通常的研究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不是法史学研究的目的，法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史实中找出历史规律。所以，史之研究，最重考证。历史的重现是史料的重现，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之源。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坚持了考证的研究方法，步步以史料为基，层层以史料为垒，构筑起了一座司法制度史大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对史料的重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重视史料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地融化在整部著作中。通观全文，略言之，作者对史料“忠贞不渝”的专注情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从全书考察，作者极少转引证据，而是直接引经据典，查考古籍文献，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保证史料来源的真实可信。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作者还用心良苦地对证据的真实性作了充分合理的证明，比如在采用《史记•夏本纪》之前，作者推证道：“就像我们在甲骨文发现后，对司马迁《殷本纪》的记载没有任何怀疑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尚未发现其文字的《史记•夏本纪》记载的真实性。”寥寥数语，使读者对证据的真实、文章的真理更加深信不疑。这也正反映了作者一向治学严谨、考证精细的学风。
其二，重视史料的合理引用。作者对证据的引用相当考究，务求证据在文章中引用得恰如其分、恰倒好处，而绝不是见证即引、滥竽充数。甚至作者并不满足于引证的恰当程度，某些证据还使文章妙趣横生、增色不少，比如为了说明廷尉位尊权重，作者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话：“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乃置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贫一富，方知交态。”生动的引用使文章更加和谐轻快，熠熠生辉。
其三，重视史料基础上的发挥。引用证据是为了说明事理、陈述见解，所以，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搬移史料，而总是站在史料之上，阐述理由，叙说观点。如作者在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的相关史料后，得出了《周礼》“处刑严酷、动辄诛杀”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推论出另一重要结论：“周代一方面宣传德主刑辅的思想，但对违反《周礼》规定的行为，则不稍加宽恤。可见周朝的所谓‘德治’与严法是互为补充或相为表里的，并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又比如当作者在考证到夏的监狱叫做夏台，而“夏台亦叫钧台。《竹书纪年》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时，提出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问题：“既然是宴会之所，怎么就成了监狱呢？”作者就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可不可以认为夏台当时并不是监狱，桀只是临时性的将汤软禁于夏台。后则由于汤的显赫，人们就将夏台作为监狱的一种代称了。”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特别是其中张兆凯教授所著的第一和第四章中，诸多史料证据，作者总是信手拈来，前后紧密衔接，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启卷开章，一阵远古的清风夹着原汁原味的周礼秦律幽香扑面而至，既不轻浮虚华，也不干瘪枯燥，理在据在，娓娓道来，犹如一场底蕴深藏辞章外表因而别开生面的演说；读者婉若身临古境，那手执三尺、口含天宪的司法官吏就近在眼前，那整饬邦国、纠审犯罪的一次次司法活动就近在自己身边。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知识体系中，已彻底打通了法学和史学之间的界限，研究法也即是在研究史，研究史也即在研究法，法与史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盈盈相契，收发自如，展示了极其深厚的法学和史学功底。


三

“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写作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排出了一个“五行阵”：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前后相继，俯仰和合，因而章法严整，井然有序。“五行阵”的排列，主要在于它的高屋建瓴，树立了五个研究目标，研究活动就具有了针对性，有针对性地寻找资料，有针对性地演绎推理，有针对性地陈述发挥，使整个写作进路显得得心应手，条分缕析。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成功的另一方面在于作者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翔实占有史料，精细研究史料，慎重陈述史料，独到发挥史料，一言一行，皆在史中。历史是已然的事实，司法制度史也不例外，任何对司法制度史没有根据的想象和猜测，都是对已然的虚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以史为本，刨根究底，其研究成果值得信赖。
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是支撑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两大脊梁。在两大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构建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座金碧辉煌的理论豪宅。然而，“高下相倾、长短相随”，从事物相对而生的矛盾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大研究方法既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赢得了理论身价，但同时又暗含了两个理论上的隐忧。
就专题研究方法而言，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虽然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但是，五个方面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呢？由于专题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纵使有所回答，也总会使文章显得繁复冗长，拖泥带水。
再就考证研究方法而言，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慎之又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写作者的想象空间。在历史资料中爬行，战战兢兢，如覆深渊，如履薄冰，太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很难说不会影响到本应该不断增强的理论研究上的冒险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个别地方总让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两个研究上的缺陷也并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所固有，因为它原生于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本身天生的缺陷，只要采用了这一方法，这些缺陷必然会附随而生。而一如本评论所言，事实上，这两大研究方法的确是最适合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的捷径，在看来如此杂乱无章的历史中，想为中国司法制度史理出顺序，划分界限，便不能找到其他更为便捷的研究方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权衡，理智地选取了这两个研究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研究缺陷正并非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缺陷，而恰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优越性的体现。
著名法学家邱兴隆提出了“批判的资格”问题，其实，提议者的言下还隐含了另一个问题：被批判的资格。批判绝不是对被批判者的简单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被批判者具有被批判的资格，是对被批判者在理性目光审视下的充分肯定。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著作，《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也许还会存在其他的缺陷，由于本文单纯从其研究方法着手进行评论，所以，其他方面的优劣不是本文所品头论足的范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本文外，《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还必然会受到更多理性思维的关注和批判，因为每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都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流中不由自主地接受自己被批判的资格，那也是社会大众对它的认同，是社会大众给予它的合理的名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