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关于学习教育活动第一阶段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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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个人收入调节税应税收入申报纳税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各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个人应税收入实行申报纳税，是对个人所得课税的征收办法之一，也是国际上所普遍采取的办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强化税收征管的指示精神和加强个人收入调节税征收工作的要求，在进一步做好代扣代缴工作的同时，要在全国开展个人收入调节税应税收入申报纳税试点工作。根
据我局1988年制定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应税收入申报暂行办法》〔（88）国税集字第041号〕的有关规定和申报纳税试点的经验，现提出以下意见和要求，请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一、试点的目的
开展个人应税收入申报纳税试点，是为了加强源泉控管，增强公民依法纳税的意识，推进个人收入纳税的征管制度改革，探索行之有效的征管方法，取得经验并逐步推广。通过试点，要达到以下目标：
（一）确切掌握税源构成，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堵塞征管漏洞；
（二）公民依法纳税意识普遍提高，自觉申报纳税的人数逐渐增多；
（三）税收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
（四）在征管模式上要有所突破，变税务部门上门催税为纳税人主动到税务部门申报纳税。
二、试点地区的选择
每个省、自治区应选择一个地级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应选择一个区（县）进行试点。试点地区要有较好的基础，具体体现是：税源单位配合较好；收入大体能控制；税务干部素质较高；征管手段较先进；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较强；能够得到银行及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三、试点的范围
实行申报纳税试点的应税收入项目，一般应限于工资、薪金收入，承包、转包收入，劳务报酬收入和财产租赁收入等四项综合收入项目；经我局同意实行综合收入改单项收入征税试点的地区，可以只对工薪收入试行申报纳税。其他各项应税收入项目，仍按现行办法执行，暂不纳入试点
范围。为提高工作效率，一般可只要求对达到征税起点的纳税人必须申报纳税。对于收入普遍较高的重点行业和单位，以及税务部门已使用电脑等较先进征管手段的，不论纳税人是否达到征税起点，可要求进行申报。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试行各种应税收入全面申报纳税。
四、试点的方法
实行应税收入申报纳税试点后，仍要坚持按月计征、按月入库。对试点地区内的支付单位，可要求其继续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条件具备的，也可以完全改为由个人自行申报纳税。
有条件的试点地区，可试行按月预征，按季申报，即预先规定预扣率，每月由代扣代缴单位预扣税款（不扣除费用），纳税人在季度终了后的规定期限内，到税务部门申报纳税，多退少补。
五、试点的步骤
个人应税收入申报纳税试点工作，一般应经过制定方案、宣传发动、组织实施、总结完善、逐步推广等阶段。
六、具体要求
（一）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要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领导和业务处室抽调专人组成，以便对试点工作进行研究和加强指导，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扎扎实实地抓好试点工作。
（二）主动向当地党政领导汇报，取得他们的支持。要加强与工商、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做好试点的宣传发动工作，使参与试点的单位和个人，明了试点工作的意义、目的、方法和具体要求，主动配合做好工作。
（三）注意发现和分析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研究改进，使试点办法逐步完善，达到试点目标，取得较好的成效。
（四）认真贯彻执行《税收征管法》，对不按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应依法严肃处理，以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五）各地的试点工作要尽快开展，正式实施阶段最迟不得晚于九月份。各地的试点方案及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应及时报告我局。今年底、明年初各地要对试点进行阶段性总结，并向我局作出书面报告。



1993年8月28日
梁丽案件的“刑疑惟轻”

龙城飞将


　　深圳检方对梁丽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国内大众的欢迎，同时，梁丽案件也引起人们的深度思考。
　　
民意•法律•司法实践

　　梁丽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这就是民意。起初，人们得到梁丽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可能判无期徒刑的信息，表达出强烈的反对。现在深圳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认为，深圳检方的这个决定正确的，合乎法律规定的，也是顺应民意。
　　大众们的观点一部分是从直接的感觉出发，从对道德与法律的朴素的理解出发，另一部分则是真正系统地学过法律的人，他们从严格的法律规定出发来认识这个案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从民意与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是相吻合的。
　　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刑法的规定应当是最反映民意的，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经过人民遴选他们的代表，委托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他们行使立法这种最高权力。
　　从对梁丽事件来看，民意，可以仅仅是部分民意，因为此时通过报刊和网络，发表意见的决不是中国的全体人民，因为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和条件表达自己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分的民意表达，与法律的规定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在未能通过媒体和网络表达后面有更多的民意。
　　民意与法律，相互作用，才能在共同发展，而且螺旋式向上地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民意与法律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两者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又斗争又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人们关于民意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也是螺旋式发展的。
　　具体来说，先有民意，通过立法程序，产生了关于盗窃罪的刑事法律。后有政府、公民及司法机构执行法律。当司法机构执行法律产生偏差时，如此次梁丽案件显现出来的可能以盗窃罪名定罪，可能判无期徒刑时，民意重新出现了。
　　此时的民意不是立法时的民意，而是对司法机关是否遵从法律而进行监督的民意。此时的民意并非与法律和司法机关相抵牾，而是相吻合，民意要求司法机关回到法律的基点上来，而不是注意道德层面、内部规定、领导意图的“司法实践”。
　　最终，检方的决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是由于它顺应了民意，同时也遵从了法律。反过来也可以说，检方遵从了法律，同时也顺应了民意。这是一个循环。如此循环往复，将会从总体上提升我国的法治水平。
　　人民群众是最服从法律的，最讲道理的。所以，当有人说民意与法律冲突等，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讲这话时是混淆了真实的情况：事实上民众不是与法律冲突，他们是与黑暗的，不执行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相冲突。民意是呼吁某些不合乎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回归到法律规定的座标上来，并不是要求司法实践脱离法律。

刑疑惟轻•疑罪从无•现代法治

　　在梁丽案件相关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正面一段话：“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这句话传遍了媒体和网络。
　　我在《梁丽案件：支持检方决定，质疑其理由》 一文中问道，什么是“刑疑惟轻”原则？我们不是刑法专业的，对此原则孤陋寡闻。它体现在我国刑法上的哪一条，不清楚。希望能够有方家出来答疑解惑。因为我学过刑法和刑诉法，不记得有这样的原则或条款。
　　大家知道，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些现代刑法原则早已写进了我国的刑法和刑诉法，只是中国特色的司法实践并不真正实行这些最高的刑法原则，因而当你和某些司法人员或专家谈论法律的这些规定时，他们会觉得你这是不懂法律。在他们的眼里，只有了执行内部规定、内部程序、领导旨意才算是真正的懂法律，而这些又是提不到桌面的。
　　近日在网络上搜索，找到了出处：《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人们的解释是，疑：不能确定；惟：同“唯”。“罪疑惟轻”是指罪恶可疑的，罚要从轻。用到梁丽案件，改为“刑疑惟轻”。
　　那么，怎样理解“刑疑惟轻”和“罪疑惟轻”呢？它与现代刑法法治原则“疑罪从无”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作一点探讨。
　　罪疑惟轻，在古代的含义就是，当给一个人定罪时，可能定重罪，也可能定轻罪，或者当罪名已定的情况下，量刑可能重，也可能轻的时候，尽可能轻。这与我们现代法治的某些刑法原则有些相近之处，能看到其中体现了谦抑性、有利于被告人等现代法治原则的影子。罪字在当时的语境下很可能是包含两重含义：定性与定量。定性，即定何罪。定量即量刑。
　　刑疑惟轻，没查到出处，可能是深圳检方的一种灵活用法。由于在现代语境下，刑的含义主要在惩罚、用刑方面，体现为量的方面，所以人们可能会理解为，变了一个字，含义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可能的理解是，在已经定性即定罪的情况下，量刑时尽可能轻。同样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如果是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使用这个古代成语，在现代法治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一原则毕竟不是真正的现代法治原则，它离“疑罪从无”尚有较大的差距。疑罪从无很简单，若证据不确凿就不能定罪，若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就不能定罪。

疑难案件•普通案件

　　当许多名家疾呼许霆案件、梁丽案件是复杂疑难案件时，我的观点却与之相反，我认为，这两个案件到了起诉审理阶段都不复杂，只要司法人员严格地按照法的规定办案，都不是难办的案子，仅仅是普通案件。
　　法律早就给出了起诉阶段和审理阶段的办案思路：
　　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规定的情形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在法院审理阶段：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简而言之，第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事实与相应的罪名规定完全符合，作出有罪判决。第二、事实清楚，事实与刑法相应的罪名规定不符合，找不到合适的条文与罪名，作无罪判决。第三、证据不足，做出无罪判决。
　　换一个角度，从事实是否清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清楚的，一类是不清楚。其中事实清楚的可以做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类。
　　从是否做有罪判决，又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罪判决，另一类是无罪判决。其中无罪判决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事实清楚，依照法律应当作无罪判决。其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只能作无罪判决。
这样看来，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不存在疑难案件。或者说这个阶段的疑难案件对于检察官和法官而言并不是疑难案件。
　　实际上，疑难案件仅存在于刑侦阶段，难在难以梳理、还原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有罪推定•无罪推定

　　一些人们把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列为重大疑难案件，是混淆了法理（包括道德）与法律、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刑事侦查与起诉审理之间的区别。并且常常是在无罪推定的法律规定下面，进行着有罪推定的司法实践，换句话说，对什么时候进行无罪推定，什么时候进行有罪推定分不清楚。
　　什么时候可以有罪推定？
　　在刑事侦查阶段，可以进行有罪推定。刑侦人员根据一些线索，进行合理的怀疑，收集相关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还原当时发生的事件，确认事实的真实状态。由于各种因素，这个阶段确实存在一些疑难案件，即刑侦人员找不到合适的证据，此时无法侦破的案件就是疑难案件。其中一些疑难案件也许永远是石沉大海，有些疑难案件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又可以侦破。即使如此，也要尊重被侦查人员的个人权利、尊严，不可屈打成招，要重证据，不重口供。